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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费提里科高兴得像个孩子。像他们那种用来造木筏的巨大筏木，现在雨季中很难找到，因为雨水泛滥，道路泥泞，无法走到森林中的筏木种植园，就是骑马也不能去。但是，唐·费提里科表示一定会竭力帮助。在凉屋附近的森林里，说不定有几棵单株的筏木生长着，好在我们需要的并不多。
第二天，我们很早起来去找筏木树。
朝日初升，唐·费提里科派他的手下人骑马四下出击，沿路去找砍倒了可以运出来的筏木树。我们这一组包括唐·费提里科、赫曼和我，不久便觅路到了一片开阔地上，唐·费提里科知道那里有一棵异常高大的老树。这树比周围的树高出很多，树干有三英尺粗。我们遵照波利尼西亚人的习俗，在砍伐之前，替树取了一个名字，我们叫它“库”，一个发源于美洲的波利尼西亚的神名。然后我们挥斧猛砍树身，森林里发出我们斧声的回响。砍一棵树浆很多的筏木树，就像用一把钝斧砍伐木，斧头砍去，简直就弹了回来。我挥动了没有几下，赫曼就得来顶替我。斧头不断从这双手转到那双手，热带森林的热空气中，木片飞溅，我们汗流浃背。
到了下半天，“库”像一只独脚峙立的公鸡，随着我们的砍劈而颤动；不久它便晃晃荡荡倒了下来，重重地压在旁边的森林上，把许多大树枝和小树都压垮了。我们把树干上的枝叶都砍掉，按照印第安人的式样，在树皮上刻了一纵一横的深道。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到了南美（3）
不时间，我们听见原始森林中什么地方，传来咯啦、轰隆和砰然坠地的声音。唐·费提里科便满意地点点头。这意味着他手下半开化的印第安人又为木筏砍倒了一棵大筏木树。在一星期内，“库”之后来了“凯恩”、“凯玛”、“依洛”、“毛里”、“拉”、“兰吉”、“帕帕”、“塔兰格”、“库拉”、“库卡拉”和“里提”—十二棵又高又大的筏木树，都是以波利尼西亚神话中人物的名字命名的。这些人都是曾和提基一起，从巴西航海远行的。这些树浆横溢的大木料，先是用马从森林里拖出来，最后用唐费提里科的拖拉机拖到凉屋前的河畔。
充满树浆的大木料，决不是像软木那样轻。每一根总有一吨重，我们急切地等待着看它们到水里浮得怎样。我们把它们一根一根地滚到河边，用坚韧的藤子系住一头，捆牢了，以免下水后就被冲到下游不见了。然后我们把木料一根根滚下河岸，滚落水，下水的时候水花飞溅得很远。木料在水里转着、浮着，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上，我们跑了上去，还是浮得很稳。我们用从热带森林的树顶上挂下来的坚藤把木料编成临时性的两只木筏，一只拖着另一只。木筏上装足了我们将来要用的竹子和藤子。赫曼和我带了两个混血种人上了木筏，我们和他们彼此语言不通。
我们割缆启碇，被卷入一股急流，很快地冲向下流去了。这时下着细雨，我们正绕过第一道山岬，最后回头一望，还看见我们的至好朋友站在凉屋前河滩的尽头挥手哩。我们钻进了用绿色的香蕉树叶所搭的小篷，把掌舵的问题留给那两个棕色皮肤的专家。他们一个站在筏头，一个站在筏尾，每人手里拿一把极大的桨，很悠闲地驾着木筏在最急的水流中航行。
我们越往下漂，小屋和当地人种植的庄稼便越多，不久两岸上就有像样的村庄了。这里的交通工具包括中部挖空的独木艇，用长竿撑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只小筏木木筏，载着一堆堆的绿色香蕉到市上去。
巴伦克河注入瓜亚河的地方，水位很高，从维赛斯到沿海岸的瓜亚基尔之间，有小汽轮忙碌地往返。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赫曼和我各自在汽轮上弄了一张吊床，向沿海人烟稠密的平原驶去。我们的棕色皮肤的朋友，还在木筏上漂流，随后来。
赫曼和我在瓜亚基尔分手。他是留下来等在瓜亚河口，看见筏木漂来就叫住。然后他带着筏木，装在沿海的汽轮上，带到秘鲁。他在秘鲁负责建造木筏，要造得和早期印第安人的木筏完全一样。我自己是坐班机向南飞往利马—秘鲁的首都，去找一处建造木筏的合适地点。
飞机上升很高，沿着太平洋海岸飞去，飞机下面，一边是秘鲁的荒山，一边是闪烁的海洋。我们乘木筏漂海的出发地点就在这里。从高空中的飞机上望去，海像是没有边的。在西方远远的、模糊的地平线上，天和海融为一体了。我没法不使自己想到：就在这地平线之外，再有几百个类似的海面，与天相接，海面的总面积要达到全球面积五分之一，然后才再有陆地——在波利尼西亚。我又设想再过几个星期以后的事，那时候我们就要在底下这一片蔚蓝色的茫茫大海上，乘着一丁点大的木筏漂航。我立刻就不去想了，因为这种念头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坐在机舱里准备跳伞时那样不舒服。
到了利马，我坐车到卡亚俄港，找一处我们可以建造木筏的地方。我立刻就看到，整个港口都布满了船只、起重机和货栈，以及海关人员办公的小屋，港口办事处等等。如果走得远一点有什么空旷的海滩的话，也挤满了游泳的人。如果我们在这里建造木筏，那只要一转身，好奇的人会把木筏以及各种装置拆得七零八落。卡亚俄是这七百万白种人和棕色人的国家最重要的港口。对于建造木筏的人来说，秘鲁的时代变化，甚至于比赤道国的还重大。我看只有一个可能性—到混凝土建筑的高墙里的海军军港里去建造，那里的铁门后面有武装人员守卫，我和几个闲人在墙边逛过去的时候，他们狠狠地、带着怀疑的眼神看了我们几眼。假如能到这里面去，一定安全。
我曾会见过华盛顿的秘鲁海军武官，有他一封帮助我的介绍信。
经过几番周折，将军里维莱陀答应：外交部长将接到总统亲自下的命令，海军部长将得令，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都尽力帮助。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将军说道，说时一边笑着，一边摇头。副官进来了，带我出去交给一个在那里等候的通讯员。
这一天的利马报纸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挪威人将从秘鲁启程，坐木筏远航。同时报上登载：有一支瑞典人和芬兰人组织的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孙河①流域热带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亚马孙河考察队的两名队员，乘独木艇溯江而上到了秘鲁，刚抵利马。其中一人是班德·但尼孙，是阿伯赛拉大学的。他现在打算去研究秘鲁山区的印第安人。
我把这段新闻剪下来，正坐在旅馆里，写信给赫曼，告诉他造木筏的地方，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进门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被太阳晒黑了的人，一身热带装束；他把白色遮阳帽拿下来，看去好像是他那一把火焰似的赤色胡须把他的脸烧红了，把他的头发烤得没剩几根。这人是从野外来的，但是他的位置显然是在讲堂里。
“班德·但尼孙。”我想道。
“班德·但尼孙。”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到木筏的消息了。”我想着，请他坐下。
“我刚听到那木筏计划。”这位瑞典人说道。
“现在他要驳斥我的理论了，因为他是一个人种学专家。”我想道。
“现在我是来请问，我能否和你们一起上木筏，”这位瑞典人温和地说道，“我对移居的理论有兴趣。”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到了南美（4）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刚从热带森林深处钻出来，其他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一个孤零零的瑞典人，有胆量和五个挪威人乘木筏航行，那他不可能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人。就是他那把大胡子，也不能掩藏他的温和性情和愉快幽默。
班德成为木筏上的第六人，因为这位置一直空着。他是我们之中惟一能说西班牙话的人。
几天以后，当客机载着我沿海岸北飞时，我带着虔敬的心意，低头再看底下茫无涯岸的蓝海。这海，好像是在苍天之下吊挂着、自由浮动着。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在底下，像微生物那样聚在一小点上，小点漂在这样大的水面上，水面之大，像是把整条西方地平线都淹没了。我们都成了孤寂世界的一部分，各人之间相去不过几步路。无论如何，暂时间我们转身余地总是有的。赫曼在赤道国等木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乘飞机刚到纽约。艾立克海赛堡正由奥斯陆坐船到巴拿马去。我自己是坐飞机去华盛顿。班德在利马的旅馆准备动身，等候和其他的人见面。
这几个人中，以前彼此都没有见过面，大家性格都不相同。这样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在木筏上，至少要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把各人的话听腻。无论什么低气压的风云和暴风雨的天气，对于我们好几个月关在一只漂流的木筏上的六个人来说，都不如我们之间心理上的风云变幻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笑话常和一条救生带一样可贵。
我到达的时候，华盛顿还是严冬天气—冰冻飘雪的二月天。包恩已经处理了无线电问题，他已经使美国无线电爱好者协会答应收听木筏上发出的报告。纳德和陶斯坦在忙着准备收发报设备，一部分是用专为我们装置的短波发报机，一部分是用大战时期使用的秘密电台。如果我们打算实现在航行中的种种计划，那需要准备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