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启程前，都去晋见总统，向他告别，然后我们都去旅行。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横渡太平洋（1）
在我到码头上的时候，只有赫曼在那里看着木筏。我有意老远就让汽车停下，沿着防波堤从这头走到那头，尽量松松腿，谁也不知道要隔多久才能再走路哩。我跳上木筏，筏上乱七八糟，到处是香蕉串、水果篮，在这最后时刻扔上来的口袋等等，这些东西都收藏起来，捆扎好。在这一大堆东西之中，赫曼无可奈何地坐着，手里拿一只鸟笼，笼里有一只绿鹦鹉，是一位利马友人的临别赠礼。
“你照看一下这只鹦鹉，”赫曼说道，“我一定要上岸去喝一杯啤酒，动身前的最后一杯。拖轮要过好几个钟头才来。”
他刚上码头，拖轮“江防号”正绕过堤端全速开来。它没法开到“康提基”旁边，沿途帆墙如林，航道壅塞。它远远地停下了，派了一只大汽艇来把我们从帆船丛中拖出来。汽艇上站满了海员、军官和电影摄影记者。于是命令高声喊着，摄影机嗒嗒响着，一根坚实的拖索便紧紧系在筏头上来了。
“等一会儿（西班牙语），”我带着鹦鹉坐着，绝望地叫道，“太早了，我们一定要等别的人—参加远航的人（西班牙语）。”我一边解释，一边指着市区。
但是没人懂我的话。军官们只是有礼貌地微笑着。岸上的水手已经把碇泊木筏的绳索解开了。长长的巨浪翻过防波堤滚滚而来，波浪激荡，我们束手无策地荡来荡去。木筏正向码头的木桩上冲击，我急了，拿起一枝桨，妄想避免这一猛撞。这时，汽艇开动了，“康提基”一震，开始了它的远途航行。
我惟一的同伴，是那说西班牙话的鹦鹉，它正无精打采地在笼子里呆望着。我孤苦伶仃，站在木筏上，遥望我失去的同伴，却一个也不见。不久，我们到了“江防号”，它已生起火，准备拔锚启行。我瞬间上了绳梯，到上面拼命大叫大喊，总算把开船时间延迟了。他们派了一只小艇回码头。
这时候，艾立克和班德手里捧满了书报和各式各样的东西，逍遥自在地走向码头。他们碰见的人群都在向回流，后来，被警察岗口上的一位和蔼的警官拦住了并告诉他们，已经没有热闹可瞧了。班德用他的雪茄烟做了一个活泼的姿态，告诉那位警官，他们不是来瞧热闹的，他们自己就是要乘木筏出发的。
“没有用了，”这位警官不容置喙地说道，“‘康提基’已经在一个钟头前开走了。”
“不可能的，”艾立克说道，掏出一包东西来，“这是风灯。”
“他是领航员，”班德说道，“我是膳务员。”
他们硬闯了过去，可是木筏不在。他们在防波堤上焦急异常地走来走去，碰上了另外几个，他们也正竭力寻找失踪了的木筏。后来他们看见小艇来了，于是我们六个总算聚齐了。“江防号”拖我们出海，海水在木筏周围翻滚。
等到最后我们开船的时候，已将近傍晚。“江防号”要到第二天早上拖我们离开沿海的航道后，才解索离开我们。我们刚离开防波堤，就碰到海上吹来的一阵顶头风，跟随我们的小船都一只接一只回去了。只有几只大游艇跟我们到海湾入口的地方，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
拖轮整夜缓缓拖着，只出了一两次小毛病。游艇早就向我们告别了，从筏尾望去，岸上最后一点灯光不见了。黑暗之中，只有几只轮船上的灯光在我们面前经过。我们轮班值夜，看看拖索，每人都睡了一会儿好觉。第二天破晓，秘鲁沿海起了浓雾，而在我们前面西边，蓝天晴明。海浪长长地、静静地带着白色的小浪峰，翻滚而来。我们接触到的衣服、木料和各种东西，都被雾水浸湿了。天气很凉，在这南纬12°的地方，我们周围的海水却冷得出奇。
晨光熹微之中，我们看见拖轮就靠在近旁，我们小心又小心，把木筏泊在离开船头远些的地方，然后把我们那小小的、打足气的橡皮艇放下水。小艇在水上像一只足球。艾立克、班德和我上了艇，摇到“江防号”，抓住绳梯爬上船。我们由班德当翻译，在海图上找出我们所在的正确位置。我们是在卡亚俄西北方向，离岸有五十海里。以后头几个晚上要点灯，免得被沿海船只撞沉。再出海去，我们便一只船也碰不上了，因为在太平洋上的这一部分，是没有航线经过的。
我们在船上向全体人员郑重道别。许多人很不自然地看着我们爬进小艇，在波浪上颠抛着回到“康提基”。于是拖绳解开了，木筏又自顾自了。“江防号”上的三十五个人站在栏杆旁边挥手，一直挥到我们看不见他们为止。“康提基”的六个人坐在箱子上，一直望着拖轮，望到望不见为止。后来拖轮的黑烟散了，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才自己摇摇头，彼此对望。
“再见，再见，”陶斯坦说道，“小伙子们，现在该我们升火待发了！”
我们听了都笑，先看看风势。这时风小，从南风转成东南风。我们扯起带着大方帆的竹桁。帆懒洋洋地挂着，使得康提基的脸起皱纹，不满意的样子。
“这老人不高兴哩，”艾立克说道，“在他年轻的时候，风要更带劲些。”
“看上去我们在打败仗。”赫曼说道，说时，他扔了一小片筏木到筏头边的水里。
“一，二，三……三十九，四十，四十一。”
这片筏木还是静静地浮在木筏旁边的水里，还没有漂到木筏的半中央哩。
“我们还得再扔一次。”陶斯坦乐观地说道。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横渡太平洋（2）
“希望我们不随着晚风向回漂，”班德说道，“在卡亚俄说再见很有趣，可是我不想很快回去又受他们欢迎。”
这时木片漂到了筏尾。我们高声欢呼，动起手来，把最后一刻乱扔上木筏的东西都收藏好、捆扎好。班德在一口空箱的底层安置了小火炉，不久我们便以热可可和饼干款待自己，又在新鲜的椰子上凿洞喝椰汁。香蕉这时还不很熟。
“从一方面说来，我们现在过得很好。”艾立克笑着说。他穿着一条大羊皮裤子，戴一顶印第安大帽子，肩头上站着鹦鹉，在筏上晃来晃去。“只有一样事情我不喜欢，”他继续说道，“那就是这许多大家不很知道的横流，如果我们继续像这样躺在这里的话，这些横流能把我们冲到礁石上去。”
我们考虑了用桨划行的可能性，结果是大家同意等候风起。风来了，悄悄地、无间断地从东南方吹来。帆便鼓起来了，向前凸出，像是一个挺起的胸脯，康提基的头显得威风凛凛。“康提基”开始动了。我们向西欢呼，扯起了帆索。橹放到水里，轮流值班制开始执行了。
我们一码一码地向前移动。“康提基”并不像一只尖头的快船破浪前进。它是又壮又阔、又重又结实，在波浪上沉着地拍水前进。它不图快，但是它一旦上了路，便以无可动摇的精力向前推进。
傍晚时分，贸易风已在全力吹刮。风很快使海面汹涌，从筏尾向我们扑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充分了解到，海真的来和我们碰头了。现在我们要咬紧牙关——我们的对外联络都已切断。事情是好是歹，现在全仗着筏木在大海中的优良品质。我们知道，从现在起，我们决不能再得到吹向岸上的风，绝无机会转回去了。我们已在真正的贸易风的通道上，每天吹送我们出海，越吹越远。我们惟一能做的事是满帆向前航行；如果掉头往回走，那便筏尾在前，还是向海中漂去。可能的航线只有一条：乘风而驶，筏头对着落日。况且，说到最后，这正是我们航行的目的——跟着太阳的路线。我们猜想，康提基和古代的太阳崇拜者，从秘鲁被赶出来到海上的时候，情况亦复如此。
我们既高兴又放心地看到：当第一次汹涌的波涛飞沫吐泡地向我们扑过来的时候，木筏便升起来，从浪头上滑了过去。但是，咆哮着的波浪向舵手滚滚而来，把橹举得离开了橹座，或者把橹冲到一边的时候，舵手像是一个一筹莫展的杂技演员，被吊着转来转去，无法把橹掌住。在大浪涌起、倾倒在筏尾的舵手身上的时候，就是同时两个人也不能把橹掌住。我们想到一个主意，在橹身上拴两条绳子，分别系到木筏的两边，又用绳子捆住橹柄，使它不能离开橹座。这样，橹的活动范围受了限制，只要我们能撑得住，浪涛再凶也不怕了。
浪谷越来越深了。情况很清楚，我们已经进入亨伯特水流最湍急的一部分。海面的汹涌，显然不完全是由于有风，水流也有关系。水是绿色，很冷，到处都围着我们。
但是每次都有惊无险，叫人松一口气。“康提基”安稳地翘起筏尾，若无其事地升向天空，那小山般的水从它两旁滚过去了，然后我们又沉入浪谷，等候第二个大浪。最大的浪往往两个三个接踵而来，大浪之间还有一连串较小的浪。当两个大浪前后紧跟着来的时候，第一个大浪这时还把筏头抛在半空中，第二个大浪接着就冲上筏尾。因此，我们定了一条必须遵守的法律：掌舵的人必须腰里拴上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紧拴在木筏上，因为木筏上并无船边，水一冲就可以把人冲下海去。掌舵人的任务是：把筏尾对着风和浪，使风吹满帆。
我们在筏尾木箱上装了一只船上用的旧罗盘，给艾立克用来考核我们的航行方向，计算我们的位置和速度。目前我们还无法肯定自己在哪里，因为天上云层很厚，地平线上周遭都是白浪滔天。两人一班，轮流掌舵。两个人肩并肩，要使出全身气力同跳跃着的橹作斗争，其余的人便可到竹屋里睡一会儿觉。
当一个真正的大浪来的时候，掌舵的人就得让绳子去管橹，自己跳起身来，抓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