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年轻的鲁迅从南京来到北京，像如今的“北飘一族”，先在菜市口东的骡马市大街一个叫长发客栈住了一宿后，就住在了这里，一住住到1919年11月搬到八道湾，住了七年半，是在北京住的时间最久的地方。在这里，鲁迅先生先是住在藤花馆西屋，然后搬到朝南的屋子，最后又住在西院的补树书屋。在前两个屋子里，鲁迅抄录了大量的古书和古碑帖，在补树书屋里，鲁迅写下了新文学的第一部划时代的小说《狂人日记》。
这三个住处在哪儿呢？
问跟着我一起进来的那个壮汉：知道哪儿是当年鲁迅住过的地方吗？
他说：知道鲁迅住过的地方的人都早死了。
便想起补树书屋前有棵老槐树，鲁迅当年写东西写累了，常摇着蒲扇到那棵槐树下乘凉，“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就又问起有棵老槐树还在不在？
一位模样俊俏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热情的带着我一直走到后院，看到了那棵老槐树，虬干苍劲，枝叶参天，一百多岁了，比再伟大的鲁迅活得都长远。补树书屋是三间屋子，朝东朝北的都有屋子，朝东的屋子更老一些，莫非就是补树书屋了？谁也不敢确定了。
那个女人又带我走出来，告诉我左右两边原来都有跨院，分别有月亮门连接，补树书屋是一个独立成章的院子，院前也有一扇月亮门，还有走廊，现在你看这走廊还留下一部分，这柱子还都是以前的。以前，走进大门，要下好几级台阶，才是院子，听说还有一个影壁，还有好几块当年修建会馆时候立的石碑。我家先生从小在这院子里住，说那时候这院子可宽敞了，在院子撒开了玩，可痛快了！
这样说来，补树书屋，在最后的院子里，重门轻掩，小院闲昼，非常清静，应该是最适合写东西的地方了。居住在这里的时候，曾经时鲁迅先生最痛苦的时候，他自己说过：“我的生命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却也曾经时鲁迅先生最奋争的时候，因为他自己还说过，在那寂寞悲哀的时候“让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
自以为找到了补树书屋，又去找藤花馆和那间南向小舍。南向的房子在院子里有好多，那间小舍，会不会在最北头的小院里？一直走进去，好几只黄猫白猫扑楞楞地蹿上房顶，睁大明亮的眼睛望着我。有人说，院子里的猫，是老北京的忧郁的诗人，一点不假，不管白天，还是夜晚，突然从墙角和房顶窜出来的猫，睁大蓝幽幽的眼睛，就那样直戳戳的盯着你，会让你一下子跌进老北京幽深四合院的氛围中。这是和现在在居民楼豢养的猫决然不同的，现在养尊处优的猫，已经没有那样灵敏，更没有那样忧郁的眼神。
藤花馆朝西，院子里朝西的房子保存得最完好，有的屋老木窗棂还在，只是一溜儿长排好多间，不知那间该是藤花馆？藤花不在，主人也不在，只有春风依旧，却物是人非，想就是鲁迅回来怕也难找到自己的老屋了。
那个热心的女人一直送我到大门外，指着胡同北口新盖的大楼问我：你说盖这楼好还是留这老院子好？不等我回答，她自己说道：现在，是个土老冒都会盖这楼，但是有这多年历史的老院子拆了还能盖得起来吗？有盖楼的钱把这院子好好收拾收拾，不是能够照样卖门票挣钱？
告别之际，她指着抱鼓石门墩和红漆斑驳的老木门对我说：这都是老玩意了，我们街坊们天天都看着它，生怕那些收破烂的把它们弄走卖了去，那样这院子可就剩下那棵老槐树弄不走了！说完她冲我无奈地笑笑。阳光正打在她的脸上和她身后的门墩和木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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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调城南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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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那一对老人走过去，问道：您二位知道林则徐故居是这儿吗？二位几乎异口同声回答：这院里没有姓林的。他们以为我是找现在住在这里的姓林的什么人了，我赶紧强调一下：我找的是林则徐故居，林则徐，知道吧？老太太先说话了：姓林的？没听说这附近住着有姓林的呀？老头像是忽然想起来了，张开惺忪的眼皮，抬起手中的拐杖，指指前面：和平巷里有个姓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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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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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浏阳会馆那天，心里犯嘀咕，好多年没到菜市口，那里的丁字路口早拆成了大马路，它还在那里吗？谁知道，车子刚在菜市口往南一拐没多远，我一眼就看见了路西高坡一座小院靠北边的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浏阳会馆”几个小字，心里一阵惊喜。
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和南半截胡同交叉像裤裆，南半截胡同往西撇了出去，扩路的时候，把丞相胡同和北半截胡同的东边都拆了，南半截胡同和北半截胡同的西边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浏阳会馆正好在西边41号，幸免于难。只是原来它是藏在胡同深处，掩映在古树之间，现在只好站街女似暴露在喧嚣的大街上了。
浏阳会馆里有慷慨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故居，它自题的莽苍苍斋，就在这座小院里主房的北套间。可惜，我走进院子，无法找到他的莽苍苍斋了，院子里丛生的大小房子，像是时光滋生出来的怪物，早把历史挤得鼻歪眼斜，面目皆非。北面的侧院稍微宽一些，我一直走到最里面，全是这样的破房子，从灰色鱼鳞瓦的房檐上，能够看到不远处的高楼大厦傲然俯视着这里，让这里彻底成为了贫民窟。奇怪的是，偌大的院子里，竟然空无一人，拥挤的房子和空旷的院子，不谐调地对峙着，许多的房门都上着锁，似乎在和我开着玩笑，随时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把所有的房门打开，从里面跑出许多人来，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或恶作剧。
我站在那里老半天，蹒跚地走出来一位手里攥着手纸的老大爷，冲着我说：没什么看的，全都是破房子！我只好蹒跚着跟在老大爷的身后，一起走出院子。站在门口，心里有些不甘心，从1898戊戌之年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竟然如此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人讵知吗？大门破败得比我见到的绍兴会馆还要厉害，简直就像在天桥一带常见的穷人住的低矮而破旧的棚户院门，哪里还有一点钟鸣鼎食的意思？更难以想像当年大门两侧种以两棵青松、谭嗣同自己撰写门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关”的气势了。
其实，谭嗣同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从9岁到13岁，他在这里只住了3年多，便随父亲到外省赴任而浪迹天涯，一直到1989年8月21日才又重返京城，到这一年9月25日从这个小院里被捕送到菜市口杀头，在这里只住了36天。但是想一想，房子也好，院子也好，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人生和房屋一样，都不以长短论英雄，而是以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为衡量标准的。谭嗣同33岁短促的生命，是飞迸直落九天的瀑布，和平静的湖泊拉开了距离，如今已经毫不起眼的小院，才和它身前身后的高楼大厦对比得如此醒目。只要想一想，谭嗣同最后住在这里短短的36天里，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名句，那一份豪气与坦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拒绝了梁启超一起出逃的劝告，而是将浏阳会馆的大门敞开，自己坐在门前摆一壶清茶喝茶待死，那一份从容与决绝；就是再破败的院落，也足以气雄万关了。
站在浏阳会馆的门前，菜市口就在眼前，107年的谭嗣同就是那里被砍头的，如今车水马龙的喧嚣声淹没了一切，夕阳把宽阔的街道映得一派通红，而把影子留给了这里。门前的幽暗，容易让时光涌动，历史悄悄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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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会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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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到清光绪年间，北京宣武的上斜街还是一条很漂亮的街道，《顺天府志》上说：“上斜街，北临护城河，有响闸。”并引清人诗文，说它是“背郭环流，杂莳花药”，曾有“草堂小秀野，花事上斜街”的美誉（小秀野堂为清初词人顾梁汾故居）。可见，上斜街临窗面水，一街花木扶疏，是当时风光不错的亲水小区。难怪当时许多文人愿意聚集在这条街上比邻而居，清人戴璐的《藤阴杂记》中引诗：“结邻真喜近斜街，步屟寻春又一回。五日重来光景换，早花零落晚花开。”
我对上斜街的兴趣，来自这里的番禺会馆，清末时这里住过著名的诗人龚自珍。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崇拜龚自珍，大概那时他的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还选进了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缘故吧。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了几本书没有还，其中就有一本世界书局1937年出版的《龚自定庵全集类编》，插队去的时候，特地把这本书带到北大荒，东传西传，不知传到谁的手里，再也找不回来，非常遗憾。1991年，中国书店根据世界书局的版本出版了影印本，我如获至宝买了一本。可以说，对这本书，对龚自珍都有感情吧。
对于龚自珍的诗，其中写到剑与箫的很多。年轻的时候，颇觉奇怪，也很为之动心。比如“挑灯人海外，拔剑梦魂中”；“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一剑一箫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空留一剑知己，夜夜铁花寒”；“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到江南”……事过经年，这些诗句，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少年气盛，一腔热血，对这样的诗句便越发的迷恋吧。那时，我有一个同学住在达智桥，是和上斜街紧挨着的一条胡同，我常常到他家去，可惜那时并不知道龚自珍曾经就住在那里，便和番禺会馆常常擦肩而过，竟然一无所知。
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