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万里无云》与《无风之树》的成就时，王德威认为，“《万里无云》的成绩不能超过《无风之树》”，“在叙述形式方面，李锐延续了他在《无风之树》所使用的第一人称独白，让多位角色接力道出心事，并由此铺展成一各说各话、众声交杂的语意网络。如前讨论，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凸现大小人物的主体性。然而重复运用，也容易暴露作者刻意求工的痕迹，反而显得造作。我同意李锐在篇末的呼吁：‘叙述就是一切’，但却以为生动的叙述不仅止于对人物话语的模拟”。不必否认，《万里无云》带有《无风之树》的“惯性”，但是，它绝不是《无风之树》的“副本”。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对人物话语的模拟”，就会误读《万里无云》并疏忽它的独特价值。
在《万里无云》中，以一个女人为中心的叙述视角被打破，尽管，也有像荷花这样重要的女主角，但是，叙述者叙述的“原动力”不再止于性别的冲突和性别关系中的阶级意义，两性关系中的多重性有了更充分表现，因而小说的结构也不像《无风之树》那样单纯，这是《万里无云》比之《无风之树》更为深刻复杂的一面，而且也避免了让女人成为小说“道具”的嫌疑。这样一个变化，铺展了一个较为斑斓的人生世界和社会生活场景。与此相关，张仲银的“舞台”也深广多了。我们应该注意到，《万里无云》在时间的叙述上一直延伸到“新时期”，小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追问是在现实的背景中展开的；和苦根不同，张仲银给自己的定位是“教师”，他既比邢燕子和那个外国人，又比已经成了“石头”的张师中。个中李锐藏有深意，他不仅反思了王德威所说的“教育”问题，而且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追问中，拷问了知识分子与整个现代文明的关系。与其他叙述者不同，张仲银独白中反复引用的是毛主席诗词，这自然有反讽的成分；但是，和一些先锋作家的反讽不同，李锐在以口语为主的话语系统中撕开了一条缝隙，不仅还原了一种历史语境，一种用特定的语言来思维的方式，而且揭示了一种语言曾如何塑造人与历史的真相。在我们通常读到的作品中，“毛文体”给人带来的大多是“创伤记忆”，而张仲银即使在80年代，他仍然可以从毛主席诗词中获得信仰的力量，获得审美的愉悦。尽管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什么，然而，当李锐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时，我们不能不进一步追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究竟有多深？
我在开题时就说过，李锐对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思想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始终怀着积极的姿态敏锐、直率地回应现实中的思想文化问题。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思想文化语境中，李锐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角色日渐鲜明。他对当代汉语写作的思考，从来不是单一地关注一个个纯粹的语言问题，缠绕他的始终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中国问题”———这是他不停地追问汉语写作的厚土。
（《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注释：
①和李锐持相同的看法，我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一批作家的说法，正像李锐说的，这个问题本身有一种逻辑的偷换。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这场民族灾难给李锐以怎样的影响。
②李锐：《插队三题》，《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③李锐说，这是“永无可解的开始或结局”，“建立了一个神话，建立了一种理想，在我们获得喜悦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于自己的欺骗和遮蔽。打破一个神话，打破一种理想，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同时我们也无可逃避地被锁进孤独的囚室。我想如果有命运可言的话，那这或许就是做一个‘人’的永无可解的开始或结局”。见《神话破灭之后的获得与悲哀》，《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④李锐曾经申明：“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不希望非得站成一排齐声朗诵，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主义才有发言权的话，我宁愿选择怀疑主义。”见《我的选择》，《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⑤李锐在和笔者的对话中说：“我的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和中国的现状就很像，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之中，而且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摸索过程之中，这种混乱的状态本身也导致了许多人的思想互相之间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补。我觉得这种内耗也说明很多人没有渐渐地把中国想透彻，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对中国面临的历史问题没有想透彻。比方说左翼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争，我的看法是，无论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还是自由主义的那些观点，都不能直接拿到中国来，都不完全切合中国，根本都不是。你按照任何一个理论的理想模式来讲中国，那都不对，都不是那样的，都不那么简单。”
⑥李锐自己这样叙述过：“我是在吕梁山的崇山峻岭中开始一个人面对命运的。我曾无数次地走进那些深沟险径，无数次地爬上那些荒山秃顶，看着它们起伏蜿蜒，看着它们千曲百折，看着它们在沉寂无语中讲述地老天荒的由来。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们正和我的孤独一起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之中，并不知道它们正在成为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给予我的安慰和启蒙让我终生受益。它们让我魂牵梦萦朝思暮想。”见《生命的歌哭》，《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⑦在我看来，因为有了“吕梁山”李锐才有了叙述“本土中国”的可能。当年吴方评《厚土》时就曾敏锐地把李锐的写作和费孝通先生研究“乡土中国”联系在一起。
⑧李锐：《一种自觉》，《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⑨吴方：《追摹本色赋到沧桑》，参见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⑩李锐：《生命的补偿》，《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1｝李锐：《另一种纪念碑》，《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李锐在《艰难的理想和理想的艰难》中曾经说道，“当明白了固定的、单一的、结局的理想并不存在的时候，对历史的怀疑，对社会现状的分析和批判，对人的本质的不断追问，就成为人的自我确认的最后途径。能够怀疑，坚持追问，就成了人之为人的最后界线”。见《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2｝《银城故事•；访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13｝｛19｝参见李锐与笔者的对话《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14｝李锐：《自己的歌哭》，《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5｝李锐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中说：“正是这表面上被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规定了我们的行为，左右了我们的历史，限制了我们的书写和言说，到头来却不过是只能如此的书写和言说。我们对于现代汉语的麻木和忽略可谓久矣！我们几乎是从‘创造’它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了对现代汉语的不自觉的历史。近两年来我所一再强调的‘语言的自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代汉语是现代中国人全部的表达和记录，也因此而可视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全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语言的自觉，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一切议题都是空谈。”见《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6｝李锐：《我们的可能》，《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7｝李锐：《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8｝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郜元宝在《音本位与字本位》中曾作过梳理，并对莫言、贾平凹、李锐等“让人物自己说话”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参见《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20｝李锐谈道：“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对于民间文化，他们有他们的贡献，他们让他们的创作和视线放到了底层，并且使用民间的语言，这是他们的贡献，这不可否认。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被动地使用，被动地使自己的叙述语言像农民的方言，而作为一个作家在语言主体上他们没有创造性。他们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才那样去写的。我不想为政治服务，不想为任何政治服务。我觉得我写《无风之树》的时候，我只是使用了一种口语方式，也使用了一些方言，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别人都没有用过的语言，当地的方言也不是这样的，别的作家也没写过，以前的小说也不是这样的，我只是用了一种我所创造的口语。这就好像我原来是在海边上拾贝壳的，《厚土》是这样的，很凝练，很注意，很用力，拾起来一个一个的贝壳。而《无风之树》是我干脆直接跳进大海，我跳进口语的大海，我在那个口语的海洋里所获得的那种自由，所获得的那种丰富性，是我在海边上拾贝壳根本达不到的，我觉得很多评论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见《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小海的诗学
现代人似乎已经不喜欢用“背井离乡”这个词，“流亡”、“逃难”、“逃亡”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是，对于小海和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确是背井离乡的一代。今天我们寄居江南，正如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当年在农闲时到江南耕种一样，或者如我们的左邻右舍到安徽落户一样。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了“文化”，“文化”成为我们“背井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