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套对话录策划的过程中，我们（“我们”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首先感觉到我们这些所谓“人文知识分子”其实愧对“人文”二字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称谓，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事实上，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所谓“批判”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止步樊篱的教训。所以，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类。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几乎都讨论到“知识分子”问题。尽管大家对“知识分子”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但都非常谨慎地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一些朋友不敢轻易称自己为“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知识分子”相称，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由这套书的“思想状况”大致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西方哲人说过，一些人是发现真理，一些人是发表意见。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
这样一点自我认识，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试图推动对话文体的发展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那种面对面的对话，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也许，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但是，对话因此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因此与其他文体相区别。正是在对话之后，我们发现了对话的不易。所以。在这套书即将付梓时，作为主编我们由衷地感谢应邀参加对话的朋友们，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及负责此项工作的陈长荣先生，感谢喜欢和不喜欢这套书的读者，读者也是我们的对话者。
注释：
①《“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由我和林建法先生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在美化和妖化之外（一）
韩少功：我从北京来，说要到苏州去，北京的很多人就知道是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可见这个活动已经很有影响，对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以前似乎没有人这么做过。
王尧：也有，但没有这么集中和大规模。我在讲坛开幕时的致词和后来为《小说家讲坛》丛书写的序言中都提到，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同时也想冲击一下体制内的文学教育。
韩少功：对作家做一个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引导学生去理解这一些作品，理解这一段文学史，是很有意义的。对海外汉学界的有关研究也有启示。据我所知，很多外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关注这批作家，但苦于把握不住研究的途径和线索，而你们整理的这些演讲与对话，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渠道，构造了一座很好的桥梁。你们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能够坚持到现在这一步，把这件事情做下来，说实话，有点出乎人们的想象。
王尧：在办讲坛的过程中，我们都觉得有些问题还要展开讨论，不仅是创作的问题，也不仅是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我们在今天，如果还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不能不面对90年代以来的种种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东西。坦率说，我是有焦虑的，现在用这个词也许不合时宜。我觉得，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人文立场，包括困惑。我知道，你在90年代初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韩少功：说老实话，能够听到你提出这问题本身就令人高兴。
曲折是由很多的原因累积而成的
王尧：我还是比较赞成王晓明先生的看法，远离当代生活的批评，是没有生命力的。我想，我们不必把“当代”的概念仅仅理解为“当下”。其实，“当代”也是各个阶段的延续，而不是中断。譬如，在“当代”之中，“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可能不仅是现在，即使在以后，如何叙述这段历史都是件困难的事。这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差异有关。
韩少功：我觉得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一种肤浅的认识，就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剧，是一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这个理解就太简单了。
王尧：道德化、简单化地解释当代中国，在一些人那里得心应手。
韩少功：中国的历史发展到这个时代，很多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最后形成了一个疑难杂症。大致而言，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情况。首先是中原的农耕文明不敌北方的游牧文明，蒙古、突厥等族群集团越来越强大，中国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北方的边界线也越来越向南撤退。这以后出现过两次大的外族入侵，虽然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但以汉代“和亲”为标志的稳定外部环境趋于瓦解，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日本、高丽、安南等附属国都有了离心趋向。王安石等知识分子有过种种改革和复兴的愿望，但已经力所不逮，虽然有过明、清时代几次短暂的修复和喘息，但整个国势是逐渐往下走的，到了晚清已经是陷入深重危机，政权腐败，民生凋敝。正是在这个时候，人口资源的矛盾也日趋严重。晚清时期全国人口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是欧洲六千多万人口的四、五倍，对于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来说已经不堪重负，各种社会矛盾不可能不激化。第二个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涌进来了，迫使中国接受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完全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这就像生物入侵，很多陌生的物种贸然闯入，没有它们的天敌，没有能够与之互相制约的物种，于是无限地扩张蔓延，加剧了社会和文化的无序程度，增高了危机的代价。紫茎泽兰在美洲危害不大，到中国来就是灾祸。食人鱼在非洲也危害不大，到中国来同样是灾祸。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原有的生态平衡不一样，生物入侵以后要实现一种新的生态平衡，往往需要混乱而痛苦的一个过程。西学东渐也往往是这样。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左翼思潮，来源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源于更早的宗教理想。犹太教就有共产主义因素，对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恐怕不无影响，以至以色列现在还有公有制的很大地盘。基督教也有共产主义因素，梵蒂冈教皇现在还猛批资本主义。早期乌托邦的设计者康帕内拉等等，大多是一些基督教人士，把教内的平等意识移植到现实社会中，构造了世俗的空想社会主义；然后马克思更进一步，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给予了解释，用《资本论》构筑经济学的基础，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思潮在欧洲发挥过重大作用，现在北欧的、西欧的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其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无不受益于社会主义运动。拿破仑法典是禁止工会与罢工的，工会权与罢工权是后来通过斗争取得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西方的八小时工作制、妇女投票权等等，也都纷纷实现了。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的实践，却在东欧与苏联由盛及衰，最后自我崩溃。至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危机，比方说，在既没有犹太教传统也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国家，在一个人口资源条件极为恶化并且受到外部强国压迫的国家，这一主义会引起怎样的社会与文化的生态变化？这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王尧：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知识分子人格和政治权威的冲突。后来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只看到了这种冲突，而忽略了别的同样重要的问题。
韩少功：是的。体现在政策安排上，是联俄还是联美？走哪条道路？这都是知识分子一直在焦虑的问题。
王尧：西方有位学者说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钟摆。
韩少功：孙中山晚期“联俄”，毛泽东晚期放弃“联俄”而“联美”，都是这样的钟摆状态。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在寻找最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有时候也难免无所适从和慌不择路。所以说，有些曲折是由很多的原因积累而成的，不能简单地说是几个坏人做了几个坏事。
没有理由对“文化大革命”作简单的想象
王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能否认个人在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想，它首先不是个伦理问题。就现在披露的材料看———当然这些材料都还是极小的部分，以及亲历者的叙述，我们没有理由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简单的想象和判断，尤其是中国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能像西方一些学者那样。
韩少功：“文化大革命”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3岁，当时觉得一两年之内，甚至一两个月之内都变化很大。哪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现在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说法很多，有的说是“文化大革命”三年，有的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还有的说当时有两个“文化大革命”，即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另一个人民大众的“文化大革命”，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我们作为过来人，与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