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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这个经历改变了你，也改变了你们这一代人。后来这一代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对文学创作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都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插队经历有关。您后来在叙述这一段人生经历时，常用的一个词是“刻骨铭心”。但刻骨铭心不纯粹是个人磨难的记忆。我记得您曾经谈到，在吕梁山蹲厕所看到的场景改变了您从书本上获得的关于“人民”的解释，对“人民”的不同理解，可以说把一切都翻了个个。我觉得，这一经历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本土中国”，注意力集中到观察和思考中国人的精神处境上来了。
李锐：是的，我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只能写中国人，当我写着中国人的同时，我自身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不打算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和处境。而每一个中国人，他做只能是这一片成熟得太久了的秋天中的一部分。我只能在对于中国人的处境的深沉的体察中，去体察地球村中被叫做人的这种物种的处境。
王尧：在吕梁山干旱贫瘠的黄土塬上，你对吕梁山人民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以前知识体系中所灌输的知识和逻辑，也遭到质疑，这就是反思无理性历史的开始。我们已经习惯把这种质疑视为精神觉醒的开始，其实，在我看来，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重新陷入精神困境的开始。我觉得，无论是知青一代，还是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代，始终没有能够摆脱精神困境，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你所说，写作其实是一种“精神自救”。
李锐：我们这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原来接受的那一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完全被打碎，从绝对服从、完全相信、狂热投入到最后整个情感、世界观、价值观被打碎，“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给我的现成的真理，我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写了一本书，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真理，它在讲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老在想，这个真理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给我思想上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不相信任何现成的、别人告诉我的东西。我得想一想，我得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的这种生命体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当然，每一个中国人只能是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但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大的历史洪流、浊流，而且是这么残酷的一场历史浊流，让我感到的历史的荒谬和无理性，那种无理性的历史对于所有生命的残酷的淹没。这一点上给我的体验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可能只是具体地经历了我自己的家破人亡，可是同时我看到我的身边的很多很多人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整个社会、整个中国都在经历。
王尧：从整体上看，对无理性的历史的清算贯穿你创作的始终，包括你的一些思想随笔也不断阐释这一问题。
李锐：是的，这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也是整个人类的困境。最有理性的人，最终总是陷入在自己制造出来的最没有理性的历史当中。一群要“救中国”的人，最终把中国领进“文化大革命”的深渊。可是你再看看西方人，他们有自认为最好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无与伦比的艺术，压倒世界的军队，等等，可他们照样要在自己家里打世界大战，打一次不够，还要再打一次。他们用自己先进的文明成果制造了奥斯维辛那样的杀人工厂。美国是所谓最自由最民主最讲人权的国家，可美国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马上就有安装了激光炸弹的“民主”霸权要来主宰世界。看到这一切，你怎么能再心安理得地相信人，相信人的理性？
王尧：在《厚土》之后，“文化大革命”成为你追问的中心。
李锐：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文化大革命”对于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深渊，是一个永远的现在时；“文化大革命”是所有中国的和外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烧出来的一片废墟；“文化大革命”是所有在场的人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数曲折失败当中最为惨痛的一次悲剧性失败。可另外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也是世界的事情，中国的历史已经是世界历史当然的一部分。在这个所谓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中，一个不愿意被简单同化，不愿意被淹没的古老文明，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到底能不能为人类的存在和前途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到底能不能为现代性提供创见性的方向和解释？我们现在把自己的时代称作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其实也不妨称做是“后文化大革命时代”。因为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所聚集起来的巨大的历史反冲力，决定了今天改革开放的走向。作为“理想”的灾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人类都应当记取的教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怎么能转过脸去，为了别人的时髦而写作？
王尧：对五四的解释一直存在着分歧，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也一样。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现在成为一种倾向。
李锐：什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什么德里克（Arifdirlik）啊，这些美国的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理论家，一谈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他们老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到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里去，纳入到他们对于世界当代历史的解释当中去，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反体制的，对抗国际垄断资本体系的，等等。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反省历史塑造自己的过程（四）
王尧：“文化大革命”初期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观点。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在日本，1967年2月，《朝日周刊》介绍过日本左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是由普及毛泽东思想而展开的党内整风运动，另外一个是具有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积极建设的侧面，而且把这场斗争看成是“世纪性实验”。藤村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即使在世界中也是遥遥领先的大问题”。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旨在实现共产主义。他还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这就是说西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包含了克服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欲望，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对西方现代性重建的思路，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有的西方话语。
李锐：西方的所谓的“西马”，或者说西方的左派理论家和思想家们，他们对西方整个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的文化体系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这点是无疑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在理论上思想上有一个盲点，当他们把视点转向中国的时候，他们就把中国理想化了。
王尧：在日本和欧洲都有这样的情形。山田在《问未来》中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在分工过细的体制下，人们的存在被隔离开来，生存的目的被忽略；而中国则从相反的方向克服落后性的体制，通过发展这种体制，向现代的最困难的课题提出了挑战。所以，山田认为，克服近代问题的契机就在这里。现在有些学者还持这样的观点。
李锐：在法国，比如说萨特，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波伏娃，那是法国最有批判立场、最左翼、最有批判锋芒的思想家，可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看到中国是这个样子，他们根本就没有对这个东西进行一种批判。甚至有的人，当时法国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就是赞同“文化大革命”，有的记者来了中国以后隐瞒真实情况。
王尧：1968年法国的“五月革命”是西方的一次“群众运动”，中国对法国的“五月革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声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风暴》称它是“巴黎公社的继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人民运动”。不仅是学生和工人，法国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这一次“革命”，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思想对法国“五月革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他在“五月革命”中多次去巴黎大学演讲，支持左派学生。法国的舆论甚至认为“五月革命”是“萨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