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而一个作家长期不懈地保持了这种童真、童趣、童年的情结，作品会很有一种生命感。
王尧：你小说的语言那么酣畅，成功的演讲也是这样的吧？
莫言：在澳大利亚，我感觉到有两次演讲真是非常流畅，无需讲稿，非常连贯，像眼前出现了应接不暇的美景一样，而我所做的就是对他们描述这些美景。世界各地来的几十个作家和数百名听众在那里听讲，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统的夫人、当地的一些名流。我讲完了，很多人来和我打招呼，我大概能猜到他们表扬我的话。有个德国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是否特别残酷，看到你们中国作家写的“文化大革命”，你写的《酒国》，是不是你们中国人本性要比别的民族残酷啊？我说，人类的残酷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无论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和善的一个民族，他们灵魂深处都隐藏着残忍的一面。我说，你们德国人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但是想想二战时期，德国人的残酷令人发指，难道这些德国人不是你们的祖先吗？另外，你们看现在的日本人，一见面就是点头哈腰，90度的鞠躬，但是想想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和东亚战场上对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所犯下的暴行，跟现在的日本人之间会产生怎样的联想呢？我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它是在一个特殊的、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人性当中被压抑的部分、恶的方面膨胀出来。只有当一个社会高度文明和进步以后，人性中的恶才会得到有效的控制，人性中的善才会放出光芒。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世界作家大会最重要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什么要通过文学暴露人性恶的一面，批评人性恶赖以产生和膨胀的社会现实，然后我们共同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王尧：直率而又机智，很有风度。
莫言：反应很好，但风度谈不上。我是风度的敌人。但我知道一个人最好的风度就是他的本色，是那种毫不掩饰的坦率。他们说中国作家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会议，和我们想象的中国作家不一样，就是不回避任何问题，观点非常鲜明。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作家他永远当不了政治家。政治家是回避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在概念上绕圈子。政治家需要成熟，不需要天真。
王尧：我看到一则汽车广告说：离常规越远，离自由越近。
莫言：自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限制的，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无拘无束啊，完全地不受人的管辖呀，只是一种理想。只要是生活在人类社会当中，就要受到限制，然后在限制中争取自由。
王尧：自由在限制与反限制之中。我们的问题是限制太多了。
莫言：我觉得值得检讨的就是社会对个人限制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法律不是特别健全，便用道德的武器干涉了过多的个人自由。慢慢地走向法制社会以后，所有的人都设立了一个底线，这就是法律的底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当然，有人道德观念强一点，他会自律得好一点，道德水准差一点，自律就差一点。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法律的底线。我们过去实际上是把人往好里想，是把人想像成可以通过教育、通过道德来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体制，但人的道德觉悟并不是那么高，通过所谓的教育也无济于事，那么各种问题就出现了。
王尧：文学创作中的自由和社会中的自由可能又不太一样。
莫言：文学创作中的自由和人在社会中的自由，有一些共同之处。在文学创作上，完全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写小说起码要遵循一些小说的基本规则，哪怕你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突破，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让人看懂，哪怕是多数人看不懂，也要让少数人看懂。语法你还是要遵循的，汉字你还是不能生造的，起码还是能够让人看懂你的汉字，如果写了许多不认识的汉字，那就可能成为一种行为艺术，成为书法、美术作品。文学创作的自由也是“戴着镣铐在跳舞”，是一种被限制的自由。
王尧：这就像当年闻一多先生谈论新诗时所说的。
莫言：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限制当中生存，革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冲撞这个限制。但要彻底打破这个限制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就是说各种文体实际上是对作家的束缚，就像笼子对鸟的束缚一样。鸟在笼子里是不安于这种束缚的，要努力地冲撞，那么冲撞的结果是把笼子的空间冲得更大，把笼子给冲得变形，一旦笼子冲破，就可能是一种新的文体产生了。唐朝的一些“鸟”努力冲撞把律诗的笼子冲破了，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鸟笼”，就是宋词。宋词的笼子被冲破后就出现了元曲。写小说的努力冲撞又把元曲的笼子给冲破了。我想写小说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在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小说的含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什么叫小说呢？定义确实越来越多，但一些基本的规则还是应该有，用大家都能看懂的语言，大家都认识的汉字。你也要讲故事，但是怎样讲法，怎样最大限度地让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点独创性，使你的镣铐舞蹈姿态优美一点。挣脱这个笼子也是多少代多少“鸟”的努力，突然有一天，不自觉地就冲破了，这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全改变的。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的文学形式的死亡。即便现在也还有人热衷于用旧的格律赋诗填词。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自由在限制与反限制之中（二）
王尧：从文学的惰性和资源限制的角度来看，对你来说文学的鸟笼意味着什么？
莫言：小说的笼子，就是已经存在的小说。存在的小说越多，笼子里的空间就越小，编制笼子的铁条就越粗。我要想有所创新，就要努力地冲撞笼子，撞弯几根铁条，局部地改变一下笼子的形状。这也只是想想而已，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王尧：自己也不知道能走多远。
莫言：不知道能走多远。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局限性，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作家，他都有局限性。创造力不可能是无限的，而且不可能是永恒的，这种创造力会减弱，甚至是慢慢地消失。
王尧：我听到有许多作家总是说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其实下一部未必比上一部好。
莫言：第一次这么讲嘛，是一种很机智的说法，同时也是作家的一种愿望，希望下一部更好；另外，这也是在回避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王尧：从你的写作和整个文坛来看，你觉得今天汉语写作的问题在哪里？
莫言：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同化。这也不纯然是主观的原因，更多的是由客观存在所造成的。许多作家生活经历很相似，所受的教育也差不多，因此写出来的作品雷同，作家的个性也就比较模糊了。我们当然不是要作什么判定，因为每个人都在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悟性，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
王尧：网络文学的出现，对我们已经变化了的文学观和写作是否构成挑战？一些所谓的网络文学，其精神的东西正在消失，或者就是缺席。语言是复制的，也就是你讲的趋同化，编辑发表的方式和过去也大不一样。
莫言：这种没有个性的语言，模仿和复制起来是非常容易的。没有个性的语言实际上是建立在某种文化现象上的。还可以这样说，最没有个性的语言，恰恰是用最有个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譬如“大话西游”那一类的语言垃圾。对语言个性的追求是一种悲壮的奋斗。我的老师徐怀中的一句话我老是忘不掉。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语言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虽然福克纳也说过作家要写自己的内心而不要写内分泌，但这里说的内分泌和我老师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与后天的追求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与他所生长的环境和他童年时期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王尧：我看有些作家是内分泌失调。今天的模仿和复制，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实际上有什么差异？
莫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模仿和复制是强制性的，你不这样写的话就不可能发表，发表了也很可能会带来批判、批斗等灾难。现在的模仿和复制则是一种时髦。
王尧：这种现象反映了部分中国作家精神和艺术的残缺。你觉得中国作家缺少什么？
莫言：我觉得起码缺少这种叩击自己灵魂的勇气。固然自己有时说“我是流氓”、“我是坏蛋”，但内心里并不这么认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流氓？
王尧：这是不是中国作家的根本性局限？
莫言：很难说这是一种局限，出现这种东西也是必然的结果。1949年以来，“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发展到了80年代，这是必然要产生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政治社会的产物。一大批作品对过去的神圣话语的奚落，真让你哭笑不得。譬如在一篇小说中写一个男人嫖娼的时候引用了毛主席语录，类似这种情节，你说是笑还是哭？
王尧：对“文化大革命”话语的戏谑是不少先锋作家话语的一种策略。
莫言：但如果没有这种语言经历的十八九岁的读者，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理解，那就没什么好笑的。这种自嘲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产物，你公开地要与社会对抗是不行的。但这还是一种表层、对外的抗争，像俄罗斯的一些作家，对社会反而没说什么，对自己心中善与恶的搏斗却写得淋漓尽致。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超越国界的属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