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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三）
7。《文学的“根”》与《爸爸爸》
口述者：韩少功。口述时间：2002年11月。
（1）“寻根”跟我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有这种思想苗头的人远不是我一个。像阿城，写过比较大的一篇文章，反思“五四”以后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反思中国文化传承的断裂。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等当时也写过一些文章。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仅仅写了《文学的“根”》这一篇，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后来很多报刊约我再写，我比较谨慎，没有答应。弄出一个流派来，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所谓流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以前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等，也都十分可疑。大家的想法各种各样，内部距离非常之大。“寻根”这个简化了的提法，浓缩了很多意识也掩盖了很多分歧。从归之于“寻根”旗下的大量作品来看，有的更倾向于“寻而护之”，即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有的更倾向于“寻而斩之”，即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介于这两者的兼容状态也有。这恐怕就是不同点。从当时的一些有关言论来看，有的认为“寻根”的意义是抵抗西方现代文化的侵入，有的则认为“寻根”刚好只能靠西方现代文化才能激发出来，而且本身又是对全球现代文化进程积极的推动和参与。这里面也有深刻的分歧。但当时这些问题都没有充分展开。从我个人兴趣来说，1985年的“寻根”只是我关注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始，但这种关注并不一定直接表现于作品，更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本土素材的囤积居奇。我想，任何一个有全球眼光的人，任何一个对现实社会与现实文化有关切之心的人，都不会对自己身边的文化遗产视而不见。
（2）那时我到湘西的一个自治州挂职锻炼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年。跑了一些县乡基层，在山里面转了大概半年多，后来有些作品多少受了一些影响。后来一些批评说不容易看懂啦过于神秘主义啦等等。我想有些批评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像《爸爸爸》写得像一个寓言似的，包括我很多朋友看了也说写的啥呀，也看不懂。当然我觉得这个小说是一种样式，也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尝试多种多样的写法。要允许一些探索，我觉得应该允许，80年代的许多作品打开了中国读者和作者的眼界，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出了许多技巧很多新的观念。这都是一些很可喜的东西。大众文学是一种文学，其实小众文学也不能排斥。尽管读者少一些，但那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吧。以读者的多少来衡量其实也没有多少道理。这样的情况延续到80年代后期，兴趣发生了一些转移。但有些朋友说《爸爸爸》就好，接着写十个或者写个长篇。有时候自己也想接受他们的建议，但又觉得老那样写没劲。自我重复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有多少价值也值得怀疑。80年代后期基本上停止了这样一种写作。
8。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口述者一：莫言，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检察报》。口述时间：2002年12月。
《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实际上使我信心大增，野心大增。一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眼前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红萝卜地，北方的大红萝卜，上面拥的都是绿的，萝卜是很红的，很鲜艳的，太阳初升，一轮红日，很大的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子，草棚子里出来一个红衣少女，很丰满穿红衣的姑娘，手里拿了柄渔叉，叉起一个萝卜来，举着朝太阳走过去。这时起床号子响了，我醒了，当时在军艺。起床后，我对同学说，我刚才做了个梦，能不能写小说啊？我同学说，好啊，写啊。然后我就写，就把我少年时代在水利工地上当小工，帮人家打铁的一段事情写进去了，故事自然地放到了“文化大革命”背景。这个写完以后，我自己也拿不准，这个小说能发表吗？而且里边很多是通感的东西，像小男孩奇异的感受，超出常人的嗅觉、听觉，以及在铁匠炉看到的萝卜的变换啊，红萝卜在他眼睛里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后来，拿给我们老师看，当时徐怀中是我们系主任，他很快看完了，第二天很高兴地告诉我，很好很好。这篇小说最早的题目是《金色的红萝卜》，我们主任用两个大字勾掉了，改成《透明的红萝卜》。我当时还感觉有点不太好，“透明”的还不如“金色”的好，多少年以后我才感到改得太巧妙了，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这种灵气、这种空灵感，“透明”要比“金色”好得多。然后，很快第二年就发表在1985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刚创刊，冯牧老先生主编的。发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在华侨大厦开了个讨论会，冯牧主持。当时开讨论会和现在也不一样，很少有，冯牧先生是作协的领导人，德高望重，他亲自主持，我想北京所有的评论家都去了。尽管会上也形成了一些争论，还是对把我推上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紧接着很多报纸、杂志有讨论会的消息。这篇小说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好小说。
口述者二：李陀。时间：2003年9月。
“寻根文学”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透明的红萝卜》出来以后，有很多反对意见。我觉得冯牧他们不错，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透明的红萝卜》。当时特别说好，邀我一人，所以我很心虚，我就找史铁生去，我说咱们一块开会去，你得帮帮我，说点话。我们在会上一定要支持莫言。他说好的，去。在会上，果然有很多人批评这《透明的红萝卜》。我说“红萝卜”怎么怎么好。我就着急啊，铁生你倒是说话啊。铁生老不说话，后来冯牧沉不住气了，你怎么老不说话？铁生一发言，就说宗教感，他只讲了几句“红萝卜”，重点不是“红萝卜”。在80年代讲宗教是异端，说什么宗教对文学的重要，我急的哦。他在正式会议上谈宗教，那是第一次。我万万没想到，后来铁生的宗教情结越来越深。
9。《苍老的浮云》/《你别无选择》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1）讲先锋小说，一个是残雪，和我关系很大的。她的《苍老的浮云》到了我手里，我看了就说好。当时刚反了“现代派”没多久，气氛不合适，这小说在我手里整整压了一年。谁在北京给我的，记不起来了。后来，《中国》的王中忱他们就找我，说丁玲说要发先锋派的小说，我非常吃惊，我很烦丁玲。听说丁玲要发先锋小说，就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丁玲牌子大，她能顶得住，我就拿出《苍老的浮云》来了，我说这小说特别好，如果你们真想发先锋小说，你们就发这篇。我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么写的还没有过，后来在《中国》发了。这件事我觉得我是做得比较好的，沉住气，老等机会，下了决心，非要把这个小说发出去。
（2）认识了刘索拉和她丈夫后，我们两家就结成好朋友，经常一块玩。那时索拉挺可爱的，在我看来就一新人类。有一次，她就闹，我说你别闹了，她就讲《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认识我不久，就给我一篇小说，我就说了一顿，你瞎写，你根本不会写。索拉特别不高兴，说你懂什么呀，和我瞎吵一通，我也不理她，据说后来给她打击很大。她跟我讲完故事以后，我说，索拉你不是想写小说吗？你把你刚才说的事，别加夸张，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中篇。索拉说，这哪像小说。我说，你写吧，这肯定是小说。索拉说，真的啊？写完之后，你给我找地方发。我说，我给你找地方发。她就开始写起来了。写到一半的时候，给我看，说行不行，我说行，你就写完吧。后来我给她提了点意见，做了些修改，就交给朱伟了。其中有一个细节，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宣布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正好元旦，会上朱伟说，王蒙（《人民文学》主编）说这小说好，要发，而且评语里有一句“横空出世”。小说发了以后，王蒙让我写评论，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和马原的差不多，虽然我推荐了那小说，我觉得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比如我觉得她模仿《第22条军规》，痕迹太浓，我就没写，是王蒙写的。刘索拉一夜成名⑨。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四）
10。马原《冈底斯的诱惑》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上海文学》有好的传统，就是好的作品会在编辑部展开讨论。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情况也是一样的，马原的稿子是1984年到这里，7、8月份，秋天吧。也讨论，文章我也看过，大家意见完全不一样。很难有个说法，讨论很激烈。发表《棋王》之后有一点“寻根文学”的趋向，突然有马原的现代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后来一直讨论到杭州会议，请李陀、韩少功看，李陀、韩少功都很肯定。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1期上。编辑部有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文学批评也一样，有一批青年批评家集合在《上海文学》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