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碓�1985年第1期上。编辑部有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文学批评也一样，有一批青年批评家集合在《上海文学》周围，吴亮、陈思和、王晓明、南帆，很多人。80年代杂志对文学的介入是重视文本。有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觉得不错，有意思，发表了，其实到底是什么大家也说不清。发了《冈底斯的诱惑》以后有一串连锁反应，出现了格非、残雪的小说，然后就搞了先锋小说的专号，是这样一个过程。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还有一个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杭州会议”推荐马原的小说。开会的时候，周介人说，我们有一篇小说，拿不准，李子云想让你看看。我说行啊，后来就拿来了，是《冈底斯的诱惑》。我一看，我说挺棒的。我为了说服李子云，拿不准就给了韩少功，我说你看看，我觉得这小说特别好。韩看了也说好。我和韩同时向李子云、周介人说这小说很重要，一定要发，大概这样决定发了。
口述者三：马原，作家、学者，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口述时间：2003年4月。
1984年，我去灌县，本来是去青城山玩，到那以后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太奇特了，当时可能是1月份吧，我本来是从沈阳返回拉萨，在返回的途中我在重庆等飞机停留，下大雪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住在一个县里的招待所，一个人一个房间，当时很冷，我就奇怪我怎么就那么想写东西，把枕头放在腿上，太冷了。南方人的冬天比较难过，我们北方人有暖气。写小说之后我也奇怪，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小说？原来想都没有想过，没有头没有尾。当时我是1982年到西藏的嘛，1984年元旦以后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就把去西藏以后很多重合的印象放到小说里，糊里糊涂的。后来《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之后，实际上还有一篇小说《叠纸鹞的三种方法》也应该是这个小说的一部分。《上海文学》是个影响力很大的刊物，影响力太大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文学》的作者，我把我特别看重的小说，寄给了我特别尊重的刊物。当时，《上海文学》回一封信，说马原你的小说我看了也很激动但是好像没有把握，还是过一段时间吧，眼前暂时没法发表，退了回来。我也没有多想。后来，一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说激动坏了，他说马原，我都看不懂，但是这小说太好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他给李陀说。后来我到北京，打电话给李陀，说我是西藏的马原，我有一个小说的手稿在你那儿。他说我还没看呐，对不起。我说我是来取我的小说。李陀说对不起，你明天来。当晚他就把小说看完了，也很激动，他说你就把小说留在我这儿。因为李陀当时在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后来辗转到杭州会议上。韩少功、李陀他们一块拿给李子云老师说，你发吧，发了你那儿有影响。可能因为有那么多值得信赖的成名作家推荐，就发了，终于发了。这就是发这个小说的过程，这也是一段佳话嘛。
11。《收获》“先锋小说”专号与余华
口述者一：李陀。时间：2003年9月。
《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和我说，李陀，浙江有一个小伙子叫余华，写得特别好，你要重视。我说，拿东西来看看，给我看的是《看海去》，我说这没什么，这《看海去》看不出好来。当时编辑真是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老说服我。我当时是真管事的，说服我让我重视他。后来在改稿会上，我就同意，既然你们说余华这么好，那你们就把他请来。请来是1986年冬天，余华你跟他谈话，他老眯着小眼笑，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后来，一天晚上，又拿了一篇文章，说特别好。我一看就特别激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当时我就觉得这才是我期待很久很久的现代小说。某种意义上，寻根小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满足。后来，我就说这个小说太好了，我就找余华，我说你这个小说很重要。可能当时话说得太重，说可能是中国一种新的写作样式的开始。后来余华老说，我记不清原话了。
口述者二：程永新，编辑家，现任《收获》副主编。口述时间：2003年9月。
余华的小说倒是由李陀转给我的。当时我们还不是很熟，打电话的，他是把他的两篇小说一个是《四月三日事件》，一个是《一九八六年》，给了我们。当时要编一个专号嘛。说李陀推荐一个人评价很高，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那个，当时我就抽了一篇。当时我要看很多稿子嘛，当时一看觉得这个不错啊，我说我要这篇《四月三日事件》。后来他的另外一篇也发了。我又约了另外几个作家像扎西达娃、洪峰、马原等。在1987年的第5期，后来因为印刷的原因推到第6期。推出了以后我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那么集中的，这是《收获》从来没有做过的，当时李陀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策划是划时代的，他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像炸弹一样集束而发”。发出后也有一些意见，包括一些作协的领导，他们说写的什么东西看不懂，这些领导有一些想法，但也是很开明的，没有正面说，只有私下里议论时说这做得有些太过了，全是一些看不懂的。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有第一年这样的影响，就有很多作者主动说愿意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阵营。后来希望把1988年的编得更好，格非也参与了，《青黄》《迷舟》都是我们发的。包括1989年有王朔的东西。王朔也是我们发得比较早的作家，他原来的小说叫《五花肉》，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当时他给了六个名字，后来我挑了一个叫“顽主”。我这边一发，李陀在北京说王朔写了《顽主》才是王朔。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我当时作为一个编辑，希望把这样一批作家一网打尽，疏漏了两个人，一个是残雪，一个是莫言。当时我就想找残雪，找她也很困难。她的小说大多是在《中国作家》上发的，我当时就想约她，老是碰不到时间。我觉得当时残雪没能收入很遗憾。当时把这些小说编了一个新潮作家小说选，做了一个说明，把残雪疏漏了，其实也不是疏漏，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因为联系不上没有她的地址。当时她在湖南长沙做裁缝。另外是莫言，1987年的没有莫言，后来连续发了几个，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了就算了，他的作品在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占一个地位。还有苏童，这几期奠定了他的地位。
口述者三：余华，作家。口述时间：2002年4月。
现在我非常怀念80年代，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那么多人那么真诚地要冲破什么；到80年代已经冲破了，起码在人的思维上已经没有禁区了，这时候你突然又感觉到整个有点不对了。所以我觉得80年代的一些事件，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的冲击，把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全部调动起来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很绝望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李陀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还有《一九八六年》等一些中篇小说，也是给《北京文学》的。突然间，整个形势一下子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去了，就是那么差不多一年时间，就在这不到一年时间，我所有要发的稿子都被退稿。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作家感觉到他自己可能慢慢地终于要出来的时候，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当你真正出来以后，谁踩你也踩不下去了。但这个时候一脚就把你踩没了，你知道吗？那种压抑，我记得完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感受，全部回来了。好在后来一下子又扭过来了。就在扭的过程中，李陀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别的杂志不敢发的稿子，《收获》有可能敢发。他就把别的地方退的稿子全弄到《收获》去了，《收获》全发。
12。“寻根”与“先锋”及其他
口述者一：余华。时间：2002年4月。
以一个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往事，我认为“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又跨了一大步。然后接下去又有“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整个地就去寻我们的根去了，这个又不得了。再后面一个是“先锋文学”出现了。当然还有另一些作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比如像王蒙。王蒙从80年代初一直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态度进行写作。应该说王蒙在整个80年代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也不太负责任了，我觉得王蒙的作用是绝对不能抹杀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读王蒙的小说《夜的眼》，我吓一跳，二三十个字一个句子，他的句子之长，但又写得非常清晰，这一点不得了。所以我可以说在那代作家中，有两个作家语言感觉是最好的，一个是汪老汪曾祺，另一个是王蒙。我记得当时我读他的《夜的眼》，读他的《春之声》，对他的语言着迷，他对我们起到了很多的像《红灯记》里的那盏灯一样的作用。像这两个作家，你很难把他们归到“伤痕”、“先锋”里面。汪老写的语言是干净。我觉得他们起码对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家。
口述者二：李陀。时间：2003年9月。
我1986年到德国开会，他们还在那说“伤痕文学”呢，我说1985年的“寻根文学”，他们都不知道，一个个大傻瓜。为了这个，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刘绍铭编了一个中国什么什么大系，大陆这部分小说是我选的，写了篇序。我写的序主要是写先锋小说和寻根小说在中国是互为表里的，寻根小说里有先锋小说的成分，先锋小说里有寻根小说的成分。后来丛维熙和我说，李陀你不是“现代派”吗，怎么也写起这些文章来了？
口述者三：韩少功。口述时间：2002年11月。
我说过我也受到马原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所以我反对有些批评家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把“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看成保守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