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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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2-批评的操练-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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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说不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我这几年是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② 其实,“现实主义”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用“现实主义”能否“套”汪曾祺,也当存疑。所以,我觉得核心思想还是他自己的那句话:“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但汪曾祺同时又说:“我当然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来诋毁社会主义,诋毁我们伟大的祖国。”③ 汪曾祺的这些想法,反映出汉语写作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妥协,曾经是相当一个时期一批中国当代作家的政治选择。杰出的作家和常人不同的是他在妥协中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主导面。这使我对汪曾祺心存敬意。李陀所说的那样一种“关系”以及相关的因素是汪曾祺重新写作的语境,他的小说在最初很难进入这种关系中,显示了其小说与这种语境的反差并且因此凸显了其文学史意义④ 。我在访问时切身感受到汪曾祺小说突破这一“关系”的不易,本篇的口述部分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状况。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二)

    口述者一:李清泉,1918年生,文学编辑家、批评家,曾任《北京文学》主编,现居北京。口述时间:2004年4月。    
    1。1978 年以后,有了一种历史的转折。你比如说我吧,我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搞文学的,后来一进城以后,这工作多了,由不得你,指挥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搞了很多年的教育。可是搞教育不甘心啊,我内行是文学,不甘心,所以抽个机会就溜回来,回到文学界,还不是组织上派回来的。溜回来什么情况?没多久就打成“右派”了。我1954年冬天溜回文学界,1957打成“右派”,就下放了。1957年下放以后,到1978年,21年,没有工作,没有干的,而且整个社会20年尽搞运动。到1978年听说有这个消息,“右派”问题要平反。我就跑回北京来,家还在北京,我一个人在外面,跑回北京来了解情况,找中央组织部,要平反啊。一说我是作协的右派,哎,那不行,作协都没有了,你等着吧。要我等着。也只好等着了。不久北京文联恢复了,挂了牌子了,我就去找人去,就去找熟人。我说这么多年没有工作了,我想干点活啊,行,答应我考虑考虑啊。等了两天,给我回信,来吧,就在《北京文学》了。交给你负责了。我这还没平反完呢,这就交给我工作了,就这样。你看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再做这工作应该是胆子很小了,怕出事啊,再戴上怎么办啊?我这人个人的问题不大计较。所以,我觉得可以发应该发的,毫无顾虑,也不向谁请示,也不要谁批,我自己就发。就这样,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2。《北京文学》等刊物什么的都由那时的文联管,领导是文化局长兼党组书记。一次开会汇报情况,有一个是北京京剧团的团长,他也在那里汇报,他就说到了汪曾祺,说他写的小说,就是《受戒》,轮着在几个周围要好的朋友中间传,大家都说挺好挺好,不错,看着挺有味道。不过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能让它流入社会。我一听我就找他,我就说,传给我看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这可不行,不往外传,我又没说发表,他们还是说不行。后来我就直接给汪曾祺写个条儿,就说听说你写了个什么作品,你给我看看好不好?还是送来了,接到我的条儿当天就送来了。他知道我当时的意思了,他也说了一句将军的话:你要发表可得有点儿胆量才行。我一看,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胆量问题,当然无论是题材什么,解放以后,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东西,没有人写过这样的题材。我就发了,发他这个东西我还真没有什么犹豫,我觉得它不伤及什么政治问题,当然要按过去极“左”的那一套,那什么帽子都可以戴,当时我觉得不涉及什么政治问题。没涉及。     
    口述者二:章德宁,文学编辑家,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口述时间: 2004年4月。     
    汪曾祺的《受戒》在我们编辑部里,凡是传阅过的人都是一致叫好的。好像在我们编辑部内部没有争议。那篇东西当时是,在文联领导主持的一个会上,谈创作问题。就说现在好像好的作品也少,好像就是说现在的作家在做什么,在思考什么问题。聊起这个话题,有一个北京京剧团的负责人,他呢,应该是汪曾祺的一个朋友,他说汪曾祺写了这么一个东西。李清泉听到以后说拿来我看看。然后这样就把那一篇作品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是团长还是他找汪曾祺拿来。李清泉就要求其他编辑传阅,当时我看了那个传阅意见,大家都是非常称赞,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事虽然离现在时间不是太远,但是很多当事人的记忆和那时的真实情况很不一样的,有一个杂志社曾经登过一篇纪念汪曾祺的一篇文章,谈到发表的过程,文章发表出来以后,有些当事人有一些意见,然后又发表一篇,来澄清这个事情。所以经过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记忆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你所做的工作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口述者三:李陀,作家、学者,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1。李清泉人很好,现在老了。他当时最早发了汪曾祺的《受戒》, 1982 年,一大功劳⑤。汪曾祺的《受戒》,以及后来的《异秉》《大淖记事》的出现,对“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很大的作用,我在《意象的激流》里,说他是一只寻根小说的头雁。寻根小说的出现,当然就不只是汪曾祺的一个因素了,起码汪是第一个征兆,这样李清泉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受戒》发表以后,都觉得好,但都认为是小花野草,是无害的作品⑥。无益,也无害,是这么一种态度,对一批年轻的有志于文学变革的人,影响很大。当时,批评界被《文艺报》、文学所、文联的一批理论家,官方的批评家垄断。他们当时的注意力都在“伤痕文学”上,把“伤痕文学”评价得特别高,包括冯牧、陈荒煤啊,他们对“伤痕文学”评价特别高。汪的出现无益无害,采取容忍,“文革”时候一个教训,就是没有百花齐放,这就是百花齐放。王蒙的小说当时出现,《北京文学》来讲,主要是李清泉发的。记得有一次,我到王蒙家去玩,他特别高兴。他说他在写一个新的小说,念一念,就是《海的梦》,写了一半。当时我很高兴,我说你这小说和你以前的小说,是另外一个类型。我当时很强调小说实验,我觉得《海的梦》对小说实验来说,是重要的。     
    2。当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笔会,就是“太湖笔会”,《钟山》组织的,好像是1983 年。那时陈建功、郑万隆、林斤澜、宗璞,我们几个开了个“太湖笔会”,就在你们这一带转,围着太湖转,挺长的一个笔会,一个车拉着与会者。这时候,我就和汪曾祺整天在一起,我跟汪的感情就建立在那段时间。记得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像是在甪直,我们在一小茶馆喝茶,那时还是老茶馆,梯子还有点晃啊,桌子、椅子带点窟窿,很旧的,楼也有点摇晃。我们这些作家凑一块就聊天,人多,汪不是很爱说话,他凑到那边喝茶的一群老头那去了,那群人说的都是本地话。让我非常惊奇的是,过了大约20分钟,汪开始用本地话和他们说,说得还挺热闹。从茶馆出来以后,我们就问他,你会说吗?他说我不会。那你怎么和他们说啊?他说我听一会,就会了,这给我印象太深了。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和机械的模仿现代派小说肯定不一样。当时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受戒》了,有些作品是后来陆续出来的。当时还有一件事,我突然看到《小城无故事》,是我先吵吵起来的,我说:大家快看,大家快看,特别是汪老师,这是你的知音。《小城无故事》特别早,何立伟《白色鸟》后来得奖成名的,《小城无故事》默默无闻的,我自己的鉴赏力不错,给汪看,他看完了说这好。这些激发我进一步考虑我们的本土资源,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到我们小说里头⑦ 。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三)

    口述者四:李锐,作家。口述时间:2001年11月。     
    说到文体的自觉,实际上评论家们当时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自觉是从《受戒》开始的,《受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当大家都在吃火锅的时候,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东西,突然有一盘又清灵又翠绿的鲜菜摆上来了,大家对这盘菜的认识远远不够,实际上那是当代汉语的一次语言的自觉,一次文体的自觉,汪曾祺先生用汉语完美、生动地表达了丰富深刻的文学命题,他告诉大家,我们不一定非要托尔斯泰化,也不一定非得变成卡夫卡。     
    口述补充一:汪曾祺的子女在回忆文章中准确地说了发表《受戒》的相关时间、地点和人物:“《受戒》的发表缘于十分偶然的机会。7月的一天,北京文化局系统召开单位党员干部座谈会,杨毓珉偶然谈到了《受戒》。说是汪曾祺写了一篇这样的东西,写得很美,但是恐怕难以发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场的《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听到此事,非要把 《受戒》拿来看看。爸爸和《北京文学》向有联系,刚刚把《塞下人物记》交给这家刊物发表,因此没有理由不将稿子给李清泉过目。于是,8月12日,爸爸将《受戒》的定稿转交给了李清泉,还附了一个短柬,说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一些胆量的。这倒不是有意将军,而是爸爸的真实想法。如果他觉得《受戒》能够顺利刊出,也不会只在剧团少数几个人中传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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