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我说不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我这几年是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② 其实，“现实主义”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用“现实主义”能否“套”汪曾祺，也当存疑。所以，我觉得核心思想还是他自己的那句话：“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但汪曾祺同时又说：“我当然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来诋毁社会主义，诋毁我们伟大的祖国。”③ 汪曾祺的这些想法，反映出汉语写作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妥协，曾经是相当一个时期一批中国当代作家的政治选择。杰出的作家和常人不同的是他在妥协中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主导面。这使我对汪曾祺心存敬意。李陀所说的那样一种“关系”以及相关的因素是汪曾祺重新写作的语境，他的小说在最初很难进入这种关系中，显示了其小说与这种语境的反差并且因此凸显了其文学史意义④ 。我在访问时切身感受到汪曾祺小说突破这一“关系”的不易，本篇的口述部分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状况。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二）
口述者一：李清泉，1918年生，文学编辑家、批评家，曾任《北京文学》主编，现居北京。口述时间：2004年4月。
1。1978 年以后，有了一种历史的转折。你比如说我吧，我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搞文学的，后来一进城以后，这工作多了，由不得你，指挥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搞了很多年的教育。可是搞教育不甘心啊，我内行是文学，不甘心，所以抽个机会就溜回来，回到文学界，还不是组织上派回来的。溜回来什么情况？没多久就打成“右派”了。我1954年冬天溜回文学界，1957打成“右派”，就下放了。1957年下放以后，到1978年，21年，没有工作，没有干的，而且整个社会20年尽搞运动。到1978年听说有这个消息，“右派”问题要平反。我就跑回北京来，家还在北京，我一个人在外面，跑回北京来了解情况，找中央组织部，要平反啊。一说我是作协的右派，哎，那不行，作协都没有了，你等着吧。要我等着。也只好等着了。不久北京文联恢复了，挂了牌子了，我就去找人去，就去找熟人。我说这么多年没有工作了，我想干点活啊，行，答应我考虑考虑啊。等了两天，给我回信，来吧，就在《北京文学》了。交给你负责了。我这还没平反完呢，这就交给我工作了，就这样。你看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再做这工作应该是胆子很小了，怕出事啊，再戴上怎么办啊？我这人个人的问题不大计较。所以，我觉得可以发应该发的，毫无顾虑，也不向谁请示，也不要谁批，我自己就发。就这样，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2。《北京文学》等刊物什么的都由那时的文联管，领导是文化局长兼党组书记。一次开会汇报情况，有一个是北京京剧团的团长，他也在那里汇报，他就说到了汪曾祺，说他写的小说，就是《受戒》，轮着在几个周围要好的朋友中间传，大家都说挺好挺好，不错，看着挺有味道。不过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能让它流入社会。我一听我就找他，我就说，传给我看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这可不行，不往外传，我又没说发表，他们还是说不行。后来我就直接给汪曾祺写个条儿，就说听说你写了个什么作品，你给我看看好不好？还是送来了，接到我的条儿当天就送来了。他知道我当时的意思了，他也说了一句将军的话：你要发表可得有点儿胆量才行。我一看，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胆量问题，当然无论是题材什么，解放以后，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东西，没有人写过这样的题材。我就发了，发他这个东西我还真没有什么犹豫，我觉得它不伤及什么政治问题，当然要按过去极“左”的那一套，那什么帽子都可以戴，当时我觉得不涉及什么政治问题。没涉及。
口述者二：章德宁，文学编辑家，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口述时间： 2004年4月。
汪曾祺的《受戒》在我们编辑部里，凡是传阅过的人都是一致叫好的。好像在我们编辑部内部没有争议。那篇东西当时是，在文联领导主持的一个会上，谈创作问题。就说现在好像好的作品也少，好像就是说现在的作家在做什么，在思考什么问题。聊起这个话题，有一个北京京剧团的负责人，他呢，应该是汪曾祺的一个朋友，他说汪曾祺写了这么一个东西。李清泉听到以后说拿来我看看。然后这样就把那一篇作品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是团长还是他找汪曾祺拿来。李清泉就要求其他编辑传阅，当时我看了那个传阅意见，大家都是非常称赞，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事虽然离现在时间不是太远，但是很多当事人的记忆和那时的真实情况很不一样的，有一个杂志社曾经登过一篇纪念汪曾祺的一篇文章，谈到发表的过程，文章发表出来以后，有些当事人有一些意见，然后又发表一篇，来澄清这个事情。所以经过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记忆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你所做的工作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口述者三：李陀，作家、学者，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1。李清泉人很好，现在老了。他当时最早发了汪曾祺的《受戒》， 1982 年，一大功劳⑤。汪曾祺的《受戒》，以及后来的《异秉》《大淖记事》的出现，对“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很大的作用，我在《意象的激流》里，说他是一只寻根小说的头雁。寻根小说的出现，当然就不只是汪曾祺的一个因素了，起码汪是第一个征兆，这样李清泉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受戒》发表以后，都觉得好，但都认为是小花野草，是无害的作品⑥。无益，也无害，是这么一种态度，对一批年轻的有志于文学变革的人，影响很大。当时，批评界被《文艺报》、文学所、文联的一批理论家，官方的批评家垄断。他们当时的注意力都在“伤痕文学”上，把“伤痕文学”评价得特别高，包括冯牧、陈荒煤啊，他们对“伤痕文学”评价特别高。汪的出现无益无害，采取容忍，“文革”时候一个教训，就是没有百花齐放，这就是百花齐放。王蒙的小说当时出现，《北京文学》来讲，主要是李清泉发的。记得有一次，我到王蒙家去玩，他特别高兴。他说他在写一个新的小说，念一念，就是《海的梦》，写了一半。当时我很高兴，我说你这小说和你以前的小说，是另外一个类型。我当时很强调小说实验，我觉得《海的梦》对小说实验来说，是重要的。
2。当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笔会，就是“太湖笔会”，《钟山》组织的，好像是1983 年。那时陈建功、郑万隆、林斤澜、宗璞，我们几个开了个“太湖笔会”，就在你们这一带转，围着太湖转，挺长的一个笔会，一个车拉着与会者。这时候，我就和汪曾祺整天在一起，我跟汪的感情就建立在那段时间。记得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像是在甪直，我们在一小茶馆喝茶，那时还是老茶馆，梯子还有点晃啊，桌子、椅子带点窟窿，很旧的，楼也有点摇晃。我们这些作家凑一块就聊天，人多，汪不是很爱说话，他凑到那边喝茶的一群老头那去了，那群人说的都是本地话。让我非常惊奇的是，过了大约20分钟，汪开始用本地话和他们说，说得还挺热闹。从茶馆出来以后，我们就问他，你会说吗？他说我不会。那你怎么和他们说啊？他说我听一会，就会了，这给我印象太深了。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和机械的模仿现代派小说肯定不一样。当时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受戒》了，有些作品是后来陆续出来的。当时还有一件事，我突然看到《小城无故事》，是我先吵吵起来的，我说：大家快看，大家快看，特别是汪老师，这是你的知音。《小城无故事》特别早，何立伟《白色鸟》后来得奖成名的，《小城无故事》默默无闻的，我自己的鉴赏力不错，给汪看，他看完了说这好。这些激发我进一步考虑我们的本土资源，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到我们小说里头⑦ 。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三）
口述者四：李锐，作家。口述时间：2001年11月。
说到文体的自觉，实际上评论家们当时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自觉是从《受戒》开始的，《受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当大家都在吃火锅的时候，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东西，突然有一盘又清灵又翠绿的鲜菜摆上来了，大家对这盘菜的认识远远不够，实际上那是当代汉语的一次语言的自觉，一次文体的自觉，汪曾祺先生用汉语完美、生动地表达了丰富深刻的文学命题，他告诉大家，我们不一定非要托尔斯泰化，也不一定非得变成卡夫卡。
口述补充一：汪曾祺的子女在回忆文章中准确地说了发表《受戒》的相关时间、地点和人物：“《受戒》的发表缘于十分偶然的机会。7月的一天，北京文化局系统召开单位党员干部座谈会，杨毓珉偶然谈到了《受戒》。说是汪曾祺写了一篇这样的东西，写得很美，但是恐怕难以发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场的《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听到此事，非要把 《受戒》拿来看看。爸爸和《北京文学》向有联系，刚刚把《塞下人物记》交给这家刊物发表，因此没有理由不将稿子给李清泉过目。于是，8月12日，爸爸将《受戒》的定稿转交给了李清泉，还附了一个短柬，说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一些胆量的。这倒不是有意将军，而是爸爸的真实想法。如果他觉得《受戒》能够顺利刊出，也不会只在剧团少数几个人中传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