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要把它们带走？”
“也许是包砍刀吧。”
“他首先应该有个箱子或某种袋子才能把它带进旅馆。他为什么不用相同方法把它带出去呢？”
我同意有这可能。
“而且为什么要用脏毛巾包呢？假设你洗了澡，把身子擦干后想用毛巾包起砍刀放进箱子里。那儿还有干净毛巾呀。你难道不用干净毛巾包，反而用湿毛巾包起它放进袋子里？”
“你说得对。”
“不必浪费时间操心这些，”他说，用照片敲着桌面，“但我是该注意到那些少了的毛巾。我本该想到这些的。”
我们一起翻阅档案。死亡检查报告没什么特别的，多重伤口造成出血过多，导致死亡。我想这么说也没错。
我看了目击者询问笔录，还有其他在凶杀案被害人的档案里可能出现的各种表格、文件。我的注意力开始涣散，头隐隐作痛，思维紊乱。后来，德金让我自己看其余的档案材料，自己点起一根烟，继续打他之前在打的报告。
当我再也支撑不住时，便合上档案交还给他。他把它放回档案柜，回座时绕到咖啡机那儿。
“我加了糖和奶，”他说，把给我倒的咖啡放在我面前，“也许你不喜欢。”
“很好啊，”我说。
“现在我们知道的你也都知道了，”他说。我对他说感激不尽。他说：“听着，你关于皮条客的信息给我省去了不少时间和麻烦。我们欠你一个人情。如果能帮你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你接下来怎么做？”
他耸耸肩：“我们按常规调查。追查线索，收集证据，直到有足够证据可以提交地方检察官为止。”
“听上去像在放录音。”
“是吗？”
“下一步呢，乔？”
“噢，天哪，”他说，“这咖啡可真难喝，是不是？”
“很好啊。”
“我过去以为是杯子的问题。有一天我自己买了一个杯子，你知道，我不用塑料杯子了，改用瓷杯。不是什么特别的瓷杯，你知道，只是普通的瓷杯，就像咖啡店给你用的那种。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用真杯子喝起来味道还是一样差。买杯子的第二天，我正在写逮捕一个地痞的报告，无意中把那个该死的杯子打翻到地上摔碎了。你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不要。”
“那咱们一起下楼，”他说，“去拐角的小店坐坐。”
14
他带我绕过街角，往南走过一个街区，来到第十大道一家让人很难描述的酒馆。我记不住它的名字，也无法肯定它确实有个名字。人们可以称之为“通往戒酒所的最后一站”。吧台前两个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对饮。一个四十多岁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另一头一边看报，一边呷着八盎司酒杯里的红酒。酒保瘦骨嶙峋，身着T恤和牛仔裤，正盯着一台小黑白电视看，音量开得极小。
德金和我找了张桌子，我去吧台拿我们的饮料。他的是双份伏特加酒，我的是姜汁汽水。我把它们端回我们的桌子，他瞅瞅我的姜汁汽水没作声。
这汽水看起来很像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颜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说：“哇，上帝，真管用。它确实管用。”
我没吭声。
“你之前问什么来着。我们下一步做什么？你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吗？”
“也许能。”
“我让我姐新买一台电视机和打字机，再在门上多加几把锁，不必费事去报警。达基嫩的案子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她。”
《八百万种死法》 第三部分一场小小的浪漫史（5）
“钱斯吗？”他点点头，“我觉得他的不在场证据看上去无懈可击。”
“哦，就像金边证券一样可靠，跟被海关扣存的酒一样稳妥。那又怎样？他仍有可能作案。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那些人都能为他撒谎。”
“你认为他们在说谎？”
“那倒不是，但我也不敢保证他们没说谎。不管怎样，他还可以买凶杀人。我们谈过这一点。”
“没错。”
“如果是他干的，他已经脱罪了。因为我们找不出他那些不在场证据的漏洞。如果他买凶杀人，我们也找不出他雇的那个人。除非我们走运。你知道，有时事情真会如此。运气从天而降。有人在酒吧漏了口风，某个跟他结怨的人把话传了出去，忽然之间，我们掌握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可即便如此，离把案子整合起来去起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况且，我们也不打算在这个案子上花太多精力。”
听他这么说我并不惊奇，但不免心里一沉。我拿起姜汁汽水，呆望着它。
他说：“我这一行一半是要看成功概率。只办有机会成功的案子，其余的放到一边凉快去。你知道这座城里谋杀率有多高吗？”
“我知道越来越高。”
“这还用说吗。逐年增长。各类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们把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案件忽略不计，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盗窃案。有个无赖跑进你家，结果你只丢失一些钱财。哦，妈的，何必大惊小怪呢，是不是？你还活着就万幸了。回家祈祷感恩去吧。”
“那金·达基嫩——”
“去他的金·达基嫩吧，”他说，“这么个愚蠢的小婊子大老远地跑一千五百英里来卖身，把钱交给黑鬼皮条客，谁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块？我是说，她为什么不待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说威斯康星。但她们大部分都来自明尼苏达州。”
“我知道。”
“谋杀案过去大约是一年一千起，每个区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经很高了。”
“够高的了。”
“可现在是那时的两倍。”他身子前倾，“但那没什么，马修。大部分谋杀案是夫妻间出了问题，或是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把另一个射死，第二天却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案子的比例一直没变，跟以前一样。有所改变的是谋杀陌生人的案件，凶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识。那种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环境是否危险。如果只看谋杀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边，把谋杀陌生人的案件画出一个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样往上直冲。”
“皇后区有一个拿弓箭的人，”我说，“隔壁的邻居用点三八手枪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条新闻了。跟一条选错草坪屙屎的狗有关？”
“差不多是这样。”
“哦，图表上不会有它的。那两个家伙相互认识。”
“没错。”
“但都是一回事。人们总是相互残杀。他们甚至都不停下来考虑考虑，就贸然动手。你离开警界多久了，两三年？我跟你说，现在比那时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说真的。外面简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兽都全副武装。人人有枪。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里有多少人带枪吗？那些诚实居民，他们现在必须带枪防身，所以他们都买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杀，或杀死老婆、邻居。”
“还有个家伙用弓箭。”
“什么都一样。但谁会告诉他不要买枪呢？”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轮手枪的武装带。“我必须带这个，”他说，“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我不会不带枪就到处走动的，我会觉得像没穿衣服。”
“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
“你什么武器都不带？”
“对。”
“一点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台拿饮料，伏特加给他，姜汁汽水给自己。我端着饮料回座位后，德金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就像漏气的轮胎一样叹气。他拢起双手，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像急于摆脱它似的喷了出去。
“这个该死的城市，”他说。
它无可救药，他说，然后开始告诉我到底有多无可救药。他历数整个司法系统的变化，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监狱，说它们如何一无是处，如何日渐衰退。你无法逮捕犯人，无法给他定罪，最后也无法把那个狗娘养的关在牢里。
“监狱满员了，”他说，“所以法官不愿判刑太久，假释部门又提前放人。地区检察官拿减刑作为交换条件让犯人认罪，然后辩护律师又把这些罪行辩成无罪。因为法庭日程表排得过满，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权益，就连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让人辨认都会被反咬一口，因为你没得到他的许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与此同时，警察也日渐减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名警察！”
“我知道。”
《八百万种死法》 第三部分一场小小的浪漫史（6）
“贼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还会奇怪上街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吗。你知道吗？这个城市崩溃了。没钱付给警察，没钱让地铁继续运营，没钱做任何事。整个国家正在漏钱，钱都落在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手里。那些可恶的家伙用石油换走了卡迪拉克，我们这个国家全毁了。”他站了起来，“轮到我买了。”
“不，我来买。我可以报帐。”
“对了，你有了一个客户。”他坐下来。我端着同样的饮料回来，他问：“你到底喝的什么东西？”
“姜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么不来点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听到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