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放前让国民党抓去受尽了酷刑，就是拒不招供。国民党行刑的人问他：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是。”“那么你清楚你的领导是哪一个吗？”他
说：“清楚啊。”“你了解你的组织活动吗？”他说：“我怎么不了解，当然了解
呀。”“那么好吧，把你了解的都说出来，我们就不再让你受刑了。”他说：“上
级交待过不让说！”（掌声）后来他还在做炊事员。他没什么文化，不需要像李玉
和那样，一边唱一边讲道理，就是那么简单地把自己的基本理念说出来了。
1959年我带了一个聪明而又逗皮的学生——现在他已经是老教授了，原来在长
沙，现在在哪里我不清楚了——回到凤凰，督促他搞毕业创作。他原本搞得很随便，
画几笔，弄几个铜版画，将他在电影学院里的女朋友像当作毕业创作。我很生气，
就强迫他跟我一起回到我的故乡凤凰。住在我家。几天以后，我就和本地一个美术
青年陪着他到乡下总兵营去。总兵营在离凤凰70多里地的高山上，出发的那天下着
大雨。出城之后溯江而上，到了堤溪。堤溪是我小时候逃学的重点风景区。（掌声）
河两边是悬崖，参杂着竹林和马尾松林，山腰以上是大的树木，太阳要到中午才照
得到这条河流。河浅而宽，以树杂着无数石条，直到彼岸的称为跳岩的设备过渡行
人（解释：这个听得懂吧，石头竖着，人踩在上面一个一个过河的），两边各有小
码头，是远乡赶集必经之道。雨下得大，离城五里已经泥泞不堪。穿草鞋行走在泥
泞上，有如溜冰，于是我们停憩在小石码头对阵的两座小木屋前。木屋主人，摆着
个小香烟摊，天晴天兼卖茶水。我从背包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防滑用的“铁马”，
乘休息之便，绑在草鞋底下。木屋的主人30来岁，是位清癯的文雅人，给我抽出床
垫底下的稻草搓绳子，顺便问我是哪里人，到哪里去。我说是北门文星街黄家的子
弟，他兴奋起来，他告诉我他是我父母的学生。认识，那就好办了，也就变成了有
交情的朋友。我说好两个月以后我们回来，他说他会在后山的崖壁上摘一些茶叶，
焙好了，等我们回来在溪边好好地喝一次茶。两个月以后我们回来了，一路想念等
着我们的那个茶亭主人和那一壶好山茶，过了跳岩，小木楼的门上了铺板了，可能
是主人进城去了。我们坐在木楼前的石阶上，真是书上所说的怅然良久。丧气地走
完剩下的五里路，回到家里。我家住在小山坡上，小山路上长了野漆树。几天之后
我从街上回家，见路边停着块门板。门板棉被底下盖着个死人，一位老太太在旁边
轻轻地抽泣，说着：“儿呀儿呀，你怎么这么蠢。”吃饭的时候我想起这件事便告
诉母亲，母亲说她早听到了。这个人在堤溪帮公社卖香烟，前几天过路赶场歇脚的
人顺手偷了他两块多钱，他想一想没有钱交公社的账了，便一索子吊死在楼上。这
么说来，这位朋友“挂”在楼上的时候，我们坐在楼下，还在想念他那一壶好茶。
那个时候为一两块钱，逼死一个人的说法，现在没有人会相信了。这是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
1960年前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我那帮学生跟我到辽宁金县①朱家屯的一个
黑嘴子渔区体验生活两个月，我把我四岁大的女儿带在身边，让她有机会见习见习
这个世界。黑嘴子那个地方，只有渔汛的时候渔民才来这里捕鱼作业，平时都在五
六里七八里的家里，这儿到时候使荒无人烟。渔民有二三十人，加上美院二三十人，
便成了一个热闹的场所。有一天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要找我的女儿，她
一见她就喜欢得不得了，硬说要带她回五里远的家里去，说有一样好东西要送给她。
我想好东西大概是海里面捡来的贝壳什么的，于是一位年轻的渔民和我及我的女儿
便跟着她上路了，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路越走越远越陡，穿过好多麦田，来到
一个静悄悄的村庄，大伙都在地里劳动。女孩开了村边一个小院子的大门，又开了
堂屋的门，所有的炕上都在培着白薯秧子。女孩太过兴奋，房门费了好大的劲才打
开，炕上仍然是秧苗。她小心踩上床沿，打开锁着的小壁橱，从里头捧出个大红包。
她高兴得发抖，小心关照我女儿别焦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打开了一个婴儿拳头大
的、盖着四个小红点的白馒头。馒头已经硬得像石头了，女孩子满脸通红地叫着，
你吃呀，你看多白的馍馍。女儿很为难。她咬不动，她看着我。我连忙就说，是啊，
多好啊，谢谢姐姐了，我们带着回去慢慢吃吧。就这样，我们和那个女孩子就告别
了。那种欢心，那种笑容，我永远难忘。
①金县在旅大市中部东临黄海西临渤海。哈大及金州至城子坦铁路在境内交会。
1963年，学校派我去参加中央文化工作队。一共有几十个队，我去的是辽宁队，
以中央乐团为主，兼插了几位歌剧舞剧院、京剧院、话剧院同我们这些画画的人。
一边参加“四清”，一边送文化下乡。在辽宁盖平县①到营口的铁路沿线一带，一
共泡了一年。有一次下大雪，我们在一个名叫朱家屯的村子里开展工作，时间是三
天。搞美术的教老乡画画，搞戏曲音乐舞蹈的教老乡唱歌跳舞。第三大夜里举行个
联欢会，各村的老乡都来看热闹。除了文化工作队是演出的主体上外，工作队的女
同志居然在三天时间内将村里好看的人姑娘都调动起来，在那么短的时间中训练她
们演了一场歌舞，老乡们看了之后，赞叹不已，都说搞得这么热闹，真了不得。
①盖平县旧县名。1965年改名盖县。在辽东半岛西北部。
第二天还是大雪，我们到别处去了，是步行，全队几十人扛着抬着行头，很辛
苦，人渐渐疏远在雪地上了。我陪着一个女大提琴手，她帮我背回箱，我帮她背大
提琴，呼呼呵呵，一尺多深的雪地上走得很不成样子。她说你知道吧，昨天晚上演
出之后，我们女班出了一件大事。我说不知道。她说演出之后回到住处，快半夜了，
突然有人急迫地敲门，原来就是那位大家都说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孩。一见到我们，
她就抱头痛哭，把我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说她骗了我们。她说长了这么人，从
来也没有过过像这么三大这样的好日子，把她当人的日子。她说我对不起你们工作
队，我不过是想亲近你们，我不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我是富农的女儿，我骗了你们。
这位女大提琴手就告诉我了，她说，老黄，我是团支书，这个事情撞到我的头上，
“四清”里面有一“清”是清理阶级队伍，事情性质这么严重，你看我汇报不汇报。
我给她打了那么久一人多高的大提琴，已经累得像个爷爷了，还拿这段新闻来压我，
我原本应当骂这个狗婆娘活该。因为我太累了，快断气了，这架倒霉的千刀万剐的
大提琴。我就说你前阵子不是常常说你到了更年期吗，记性不好吗，你怎么现在记
性这样好啦，你不会忘掉吗！（哄堂、掌声）她走在前头，听了我的话，她晒晒地
偷笑。我想好了，笑就好办。那个年月，有大多的这样的故事。一个火车就是一火
车这样的故事，想起来真是沉重不堪。
改革开放以后，我碰到过两个故事。
我到上海去，好多年好多年没有去了，就是前两年的事情。我住在广东人开的
一家饭店里面，离市区很远。我叫了部出租车。不料开车的是位女士，年轻的。她
对我很好奇，就问老先生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教书。教哪一种书？我说画画。
她说画画，你是老画家啦，我丈夫也是个画画的，你不知道，他真是有天分呀，画
得好极了，画什么像什么，可惜你不能见到他，个天真可惜哇。我说你先生在哪里
工作？她说在纸厂做出纳，我现在不让他做出纳了，叫他辞了工作，在家里画画，
我开车养他，过几年，他就会像你一样，是个很好的画家啦，你等着看。我就说你
可了不起。她说画画需要时间，我不让他干苦力。到了饭店，我付了车钱，我说你
稍微等一下，我上去一下马上就下来。我从房间里拿出一本画册，又问了她先生叫
什么名字，祝贺他成功，将画册送给他。
前几年我去了一趟厦门，我在厦门集美学校读过书，那里有我许多同学和熟人。
于是，朋友带我到各处去怀旧，弄得有声有色。大家去了一趟鼓浪屿。鼓浪屿和以
前不一样了，有条街是专门卖旅游纪念品的，当然离不了古董古画。朋友跟老板是
熟人，便想到古董店去坐坐也必定会有意思。老板是个熟人，不俗气，他不常常提
到当官的朋友和生意，说开这个店一半是为了好玩。我是相信的，另一半不说我也
可以理解。倒茶水的是位穿着很体面的小胖子，年纪二十上下，笑咪咪的，倒起茶
来十分麻利，一杯一杯地放在客人面前，一闪就不见了。老板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神
气，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街上的孩子。什么叫做街上的孩子？老板补充说，就是我
们街上长大的孩子。他指指这个，脑子有点问题，弱智，人很善良，把这条街所有
的铺子都当自己的家，家家也都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懂规矩，懂礼貌，知趣，走到
哪家在哪家吃饭，全街人养他，给零用钱，给衣穿，从来不闹脾气，跟遍街的孩子
都好，又指指对门的那个铺子，你看看，他又在那里给人倒茶了。他住在哪里呢？
问他。他是有家的。有个爹，是退休工人，妈早就死了。最近厦门市政府给他爹分
了一套房子，在市区的三楼。我们不让他走。对他爹说搬到厦门这孩子会病的，人
地两疏，彼此不熟悉，要重新熟悉新环境，不容易适应，没地方去的话，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