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为什么要杀这些人的问题却很少为人谈起。一个人的权力大到说杀谁就杀谁
的程度，调查研究还值得几个钱呢？可也是。
有一天道台衙门门前，绑来一个叫做“鸡公大王”的人，奇怪的是一座倒栽着
的木菩萨绑在他的背上，围满了人。
“你要死了，晓得吗？”孩子问他。
“唔！唔！唔！”
“干吗他们要杀你？”
“唔，唔，唔！”他喉咙里只肯发出原始的回响。
北门考棚对面有座高大的照壁，钉着几排铁钉。时不时从乡里挑来一担担切下
来的人头，其中还有几岁大的孩子，一串串人的耳朵。人们才明白钉子的用处。
五六十年以前的凤凰，真像外人所传说的是个奇幻的乐上吗？
冬天，人们走街串巷去看滩堂戏，家家打粑粑，四处有梅花开，半夜满城猪叫，
爆竹响个通宵，接着是狮子龙灯一直闹到正月十五。
春天来了，草绿了，遍山阳雀叫，乡里的“春倌”进城，提了装着春牛和“傲
谩儿”的篮子，到家家户户去“讲春”唱歌，报告节气。孩子们开始放风筝，上山
摘“茶苞”，采好吃的“毛毛针”，蕨菜……
夏天，孩子们下河洗澡，捉鱼，跟大人赶场，跟大孩子上山看他们找女孩子唱
山歌。到松树林子里捡苗子，太阳快落的时候才过“跳岩”，远远看见坐在城垛子
上吹竖笛的小苗族孩子，真是又好看又好听。
秋天木叶凋零，到处沾染凉气。一筐筐的桔子、袖子、板栗、核桃挑进城来。
孩子是大人的跟屁虫，在山上满处跑，捉果子狸，网鹌鹑，打野鸡、豹子、野猪。
有时在家里能听得见算命先生拉胡琴过路，上街上看外省人耍猴戏，或是带着
小女孩和小狗挨家挨户表演“狗舂臼”……
即使是孩子，也能朦胧地感到一种特殊的社会变异、震动和不协调。为什么诗
意、牧歌、欢乐能跟苦难、愚昧揉合在一起呢？活像满满一碗调和了蜜糖的痛苦的
眼泪。
民族文化命运的悲苦，与民族文化所表达过的悲苦内容根本是两码事。文化是
经得起苦难的研磨的，它永远不会绝灭，只是它表达的方式和形式多种多样，有时
甚至仿佛只剩下了零。记得许多年以前，跟一位朋友在颐和园参观慈禧太后的床，
硬木板上垫着丝棉褥子，我说：“多愚蠢的生活方式！”
那位朋友笑了。他说：“幸好她愚蠢，如果聪明，今天我们怎么得了。”
那是实话。落后的暴力，怎能适应人民强大的意志关系？不单历史站在人民这
一边，连大自然也站在人民这一边。
凤凰县那时候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崩溃是必然的了，山雨欲来，当地的老百
姓若不是找一片屋檐躲起来，便是让鲜血淋得全身湿透。跟外头有点点关系的家庭，
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走。有抱负的青年则远远地走向延安。
风景和情调当不得饭吃，正如一年不看画，不听音乐死不了人一样。生命的末
端是个最实际的所在，也是最令人费神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
20来岁的小伙子，在10岁孩子的眼中已经是个很老的人了。老头子、老太婆也
是天生就有的。孩子最害怕的是过完暑假、寒假以后的开学，怕星期日的下午。有
的孩子甚至认为成人是非常愚蠢的，有了钱却藏在口袋里而不去买东西吃。
但是也有佩服成年人的地方。
学校的老师其实也是个大孩子，也在忙于自己的前途的设想和行动。许多事情
是颇使孩子们佩服而受到影响的，那就是读外来的杂志和课外书。
老师们订了杂志，孩子们也沾了光。孩子们从那里发现了书本以外和县城以外
的世界。
杂志中，当时最受益的是《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其中许多作品，训练
了孩子用漫画的角度去推动观察和思维能力，迅速地判断生活中明显的错误和正确
性。它很合乎凤凰当时这个动荡的小城的孩子们的口味。
人可以用各种角度和方式去品评世界：用漫画的角度看世界却最有趣味，最有
力量。孩子们的交谈，有时不免也让成人们偷听到了，他们又发生疑问：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发育过早？”
在班上的壁报中出现《时代漫画》与《上海漫画》改头换面的嘲讽凤凰社会和
开学校玩笑的摹仿品。校长还好，他只觉得孩子的作品不太高明，笑笑完事。孩子
自己倒得意非凡，真以为自己掌握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武器，居然大着胆子，老着脸
皮把一份叫做《坦途》带有漫画的壁报贴到女子小学门口对面墙上去。后来也没听
说有过什么辉煌的战果。
从此明白，有种美术只要先把事情想好，凑合成对比很明显、很好笑的比喻，
画它出来，即使画得不怎么好，也都能算是对社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然，也增
加了自豪之感。这类的孩子不少，几十年以后，打听了一下，为自己从小养成的这
种思想习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个小山城里就出了不少“右派”。
（摘自《蜜泪》）
黄永玉谈沈从文
赵晨 辑录
一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
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
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
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45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
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
一点也不懂，但我马上即将小学毕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
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叫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
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
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他借了一本书叫做《八骏图》，
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醪
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
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
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
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年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
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
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
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二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
30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
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
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
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辉。在1946年还是1947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
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
写照，表面上，这文章犹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
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
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
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
着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
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
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
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
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
间回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