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张爱玲
扫眉才子女相如,梦里红楼景色殊。
早辨名貂联狗尾,渐疑顰黛幻仙姝。
云垂海立惊真本,鲥骨棠香恨佚书。
夺取狱神五六稿,鸿濛重启复还初。
我想写写张爱玲。
我写她,不是写她这个人,比如说生平传记,创作品位,等等。我没有资格写这些;我是想写她的“红学”特色与文学眼光,审美天赋。
我与她并世同时,而无文缘字契,她生前我毫无想要了解她的意愿,她逝后我才后悔未能早些研求她的“红学”见解。我有什么资格来写她?真是不自揣量,斗胆妄作。
但我忽萌此念,也不是全无夙因,只凭漫兴。我是才华智慧的崇拜者,尤其是倾倒于曹雪芹所说的“正邪两赋而来”之人,“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的才男才女。可是这样的人,平生所历不是“不多”,而是极罕。这使我常以为恨事。后来,终于自言自语:若论真才女,张爱玲其庶几乎?未见第二堪与比肩者也。
这就是我想写写她的夙因。
她的生平,知人论世,有她令弟所作《我的姊姊张爱玲》,无庸更作“隔壁”的局外之谈——也非我的兴趣之所在。我所要写的,限于“红学”这一个面。
我对张爱玲其人,一无所知。这是因为我喜欢古代名著,只看那么多名著已然看不尽,哪儿有时间精力来注目于一位当代作家,何况她早已流寓海外,更无任何沟通联系的因缘机会——这样说,还不对,该说是我根本没有想要了解她的念头和愿望。直到1987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客,撰写《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时,女儿代为跑到图书馆去借《世说新语》,她看到了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翻看了一下,觉得有些价值,就一并借了来。我方知她也是一位研“红”的作家。
但是,说来难以置信,直到是年的秋天,离美回国之前,我并未认真看它一下,而临收拾行装时,就将它还与图书馆了。
就是说,我对她的“红学”缘分可谓极浅极薄,书已放在案边多时了,竟不一观,这连“失之交臂”也不能相提并论——也许用个“宝山空入”徒手而归的典故,倒还稍觉恰切吧?
也许会有提问者:为何竟不一观?其原因有二:
第一,我一看《红楼梦魇》这个书名就感到十分讨人憎嫌:什么“魇”?把雪芹的这么一部宝书竟然安装上如此一个丑恶的字眼,引起我们什么样的情绪?极不喜欢,就从这儿也不大想打开书看上几眼。
第二,后来勉强取在手中粗览其目录内容时,知道主要是一部版本研究,而那时我正忙于撰稿的主题,恰好与版本的“纠缠”问题离得最远;我不想分散精神力量——假若一看她的版本论点,还不知要引动多大的“争论”麻烦,又加上我翻到一页上,忽见她对拙著《红楼梦新证》加以“大杂烩”的评语,觉得这个人可有点儿狂气太甚,拙著是第一个提出脂砚斋评三真本这一命题并做出初步研论的拓荒者,“大杂烩”应如何成为“小纯碟”?还闹不清她的高见……,于是就合上书,心说等以后有机缘再决此案吧。
那么,质问者会诘难了:既如此,为什么又要写写人家的“红学”呢?
其实这个答案不难: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岁月推迁,机缘凑泊——从1987年到如今已是17年过去了,人对事情的看法想法都会循时而变,异境乃迁,可以与往昔有所不同,这又何足奇怪耶?
我现今对她非常敬佩,认为她是“红学史”上一大怪杰,常流难以企及。写写她,十分必要,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迈进。
她给自著小说所绘人物像,充分流露出一种英俊之气,是我所仅见的画像高手,令我折服。可见她绝非一个作家之名义所能“框”住,她若从事任何一门艺术创作,都会是第一流的大家,对此我是深信而赞口不已的。
她生于1920年,小我两岁。同代之人,未能晤谈,平生一大憾事,也很愧怍——我在海外时应该寻求联系之方,以求教益,或能消减误解而增进契合。
清皇族宗室永忠吊雪芹有云:“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我借来改动数字云:“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叹张君。”
几回掩卷叹张君,红学着堪树一军。
巨眼燃犀貂狗判,敻乎绝异俗钗裙。
时甲申仲春,玉兰已开桃花待绽。
第一部分 人杰地灵的丰润第一篇 人杰地灵的丰润(图)
张爱玲原籍河北丰润人。
丰润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居地,曹家明初由南迁北,落户京东即在此。
我要谈的主题是张爱玲与《红楼梦》,一下笔就发现人杰地灵的绾合点落在丰润。于是,把丰润这块地方略为讲说几句,有其必要——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文化因缘早已缔结于曹、张之间了。
丰润有遐迩皆知的“四大姓”:曹、陈、谷、鲁。但四家之外还有别的大姓,张家即是其一。
曹家和张家,是老表亲。例如雪芹之令祖父曹寅称丰润的族兄为“冲谷四兄”者(曹鋡),就留下了诗句题赠表兄弟张见阳,而张见阳正是《楝亭夜话图》的主题者——世已熟知:楝亭就是曹寅为纪念父亲曹玺而征题《楝亭图》的典故,因为玺在江宁织造时曾植楝树一株,后即筑亭其下。
那么,张爱玲的上世是否亦即曹家表亲的那一张氏?可供史家作一考证,也许其来有自吧?
张爱玲的祖父名张佩纶,是清末的一名大员。只因中法之战败了,他是责任人,从此声望扫地。报载,张爱玲本人却不明真祖父是张佩纶,而认了另一张姓大员。假若此说属实,当然是个不应该发生的“话柄”,但今日看来,张爱玲很早流迁到沪滨洋场之地,身世境遇使她发生错觉,也是历史的现象,时代的悲剧吧。可是我还认为事情没有如此简单,当另有原由。是否她本来并未错认,而是为了避讳不甚光彩的声名,遂于同姓远族中另指一人,是一个寻求掩饰心理的计虑?变换之方?
如今还说丰润。
丰润始于金代,本为玉田县的永济务(务,是古代河道近旁的商贸地点),分割出来设置为县。到了清初,其北接壤的遵化县升级为州,遂隶于遵化州——此州为“东陵”的所在地,顺天府尹(京师的地方长官)却驻在此处。金代本名“丰闰”,后因地属产盐(越支场)区,物产丰富,遂又加“水”旁,名为丰润。于是遂为京东关内外交通一大重地。
丰润号称“山秀水异”,有名的陈宫山翠峰独耸。又有驰名的浭水流贯县境,文人学士以“浭阳”为丰润的雅称;而有趣的是老百姓却称之为“还乡河”——因为宋徽宗被金兵俘虏,押往关外,路经此地,见浭水自东而西流,悲叹自己竟不如此河,永远无西归之日了。
第一部分 人杰地灵的丰润第二篇 天日无光(图)
从1922年到1928年,即张爱玲3岁——9岁的童幼时期,竟是在我之故乡天津生活长大的。我是郊区一名寒碜村童,她是市里的一位富家小姐。天津是“通商口岸”,有辱国丧权的外国“租界”,英、法、德、俄、日、意,一概俱全。“租界”有“治外法权”,有钱的寓公最多,清朝的逊位皇帝、遗老遗少,官宦世家豪商大户,聚于一方。那“生活”是纸醉金迷,花天酒地——我这村童连“想像的翅膀”也飞不到那种境界的外边缘,所以不敢妄置一词,假充内行。我提这,是由于想问几个疑点——
一,张爱玲从小过的是超高级生活,阔绰得不得了——那时家有汽车、司机者简直“望若天人”。她父亲是个“阔少”,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嫖妓女,养姨太太……,浪荡子行迳。她物质享受一定可观,可是精神快活吗?
二,天津是她的小说事业的发祥地,这已清楚不过,除了她“本体”性情外,受了父母的影响吗?如受过,是些什么?
三,据传记,生母黄氏早离走异乡了,父亲张廷重为之撰《摩登红楼梦》的回目,是历史事实,而且廷重还是给她讲解《红楼梦》的启蒙老师,那么,她和父亲的“红学观”是一是二?如有异同,都是怎样的?
四,张廷重已是“民国人”了,家学渊源,古学根柢甚厚,又任职为铁路局英文秘书,那么,他乃是当时的“新式”人物——这样,张爱玲自言受古文的毒太深,又日后精通英文,这不可证带有父亲的影响吗?
大凡一个人的“精神组成”,是很复杂的,先天秉赋性灵,后天教养熏陶,亲友交往,社会环境……,这是个“化学分析”难列出“方程式”的课题。——我这篇话,是想妄揣:她十四五岁开笔创写《摩登红楼梦》,假设她父亲的回目的语义风味没有歪曲她的本质的话,则我以为这不代表她——或不全代表她的思想见解、性情感受;那里面至少有她父亲的“世界”在混杂、左右着。
因为,从那六回书的回目看,看不出她虽然对高续不满,却也尚无多少高超、深刻的理解与理想——没离开一男一女的“爱情中心”思想模式,只加入了些当时当地(津、沪)“十里洋场”的某些社会现象,编织出这一本小小的书文。
这样说,我绝无轻薄、贬低这位天才少女作家的意思——而且这也只是我大胆的推测。我的重要一句话是:她自己与父亲的“红学观”不尽相同,她对《红楼梦》原著八十回或以后的“部分”,本能地觉察、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不对劲儿”!
她自云:从十二三岁时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以下,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
真真令我震惊,不禁暗自叫绝,数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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