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相象的“解释”却给“宝玉出家”为“结局”的论者提供了“证据”。
第五部分第五十篇 七宝楼台——“胡适派”？
综观张爱玲的红学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论点很多，就中以下列数端尤为居要而凸出——
她对雪芹原著，爱之深。
她对高鹗伪续，斥之痛。
爱之深，却无正面颂赞、赏会之音。令我想起“至大无名”，她大约是不想轻下一字的断语。因为，一下断语，就“框”在那句话的范围等次之内，就是贬低了雪芹。
因此，她对伪续的痛斥，口不留情，以至惊倒俗人，却正是反衬她对原著的无比热爱崇敬。
原著与伪续是貂狗，是泾渭，是云泥，是冰炭……。这是她的最大原则，断不容混淆，更不容调和。
这也正是她在红学上的最高品格，最分明的宣言——这就是一种贡献，因此力斥恶疽，捍卫本体。
她的心思极为细密，记忆力之高强令人惊叹不已。她毕竟是女流，故其考证，具有女性的特长与特征。
她看清研究与认识《红楼梦》，必须由版本学入手。文本是非正误还弄不清，所谓鉴赏评议又从何谈起？这就说明：反对考证，反对版本研究，即是不懂“红学”为何事何务。
张爱玲的版本学，并不是“胡适派”，这是一望而可知的。所以，版本考证并不与“回到文学创作上来”的红学革命论调有什么势不两立。她的研究，正是为了文学创作。
所惜者，她研究考证的结果，却把雪芹之书“肢解”了，弄成一个“支离破碎”的七宝楼台。
不知是在海外无法对作者雪芹生平概况作些研究以便与他创作过程更紧密地联系一下，还是她对此并不感到有其联系的必要？总之，她的版本研究似乎只看书本子而毫不考虑雪芹彼时是何困境了，以致太多地想像那些表面的“矛盾”，就是她大拆改的遗迹疏漏了。
她治红学中，无论“脸色”还是“眼色”，都是端庄正派的，认真严肃的，不像有的人那样不光明，不正大，有居心，有心计。她的品格是高尚的。因此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怀念。可励后学，可医文风。这也是她一大可师之处。
最重要的，还在于她虽博通古今中外的小说名著，而且具有很高的“小说史观”评论，但她终究没有陷入洋八股的牢笼中。她的考证见解和文字风格，还是有一个基本立足点，即须有相应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和修养，方能写出像她那样的文章，并不让人感到洋气熏天，眼高一切，动不动引洋人洋书，吓唬老实人。她懂中国诗，也有古代文学的根基，此点可供后人做一深长思。
张爱玲的重要贡献是她在实际上承认了“自传说”，也承认了脂砚是女性，是湘云的“原型”。
在这一要义上，她却以迷惑眼睛的标题让人发生极大的错觉。她说“是创作，不是自传”，而看完了全书，方知她所谓的“创作”是指“大拆迁”“大搬家”，并且以这种自认为“定案”的“创作”方法来证明“不是自传”，然而她又承认麝月是留在作者身边的丫鬟（即书中人乃是真有其人），承认大观园是作者、脂砚从小萦思结想的失乐园！
你看，她的自矛攻盾，又是多么明显而又“隐蔽”！
不过，我在此“揭穿”了她的文词表面与认识内衷之间的矛盾，就分清了现象与实质，就让读者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的一种欣幸和快慰。
诗曰：
不拘一格降人才，久叹才难究可哀。
才女如伊能治学，中华文化是胚胎。
第五部分第五十一篇 绛珠是谁
张爱玲考证黛玉原先无有，是后来由湘云“分化”而虚构出来的人物。
她这一妙语，必使世人大为震动，也难以接受，因为从来就是黛玉的红楼梦，如何能“让与”湘云来承当这一“重任”？
张爱玲所说，有理无理，其立论能否成立？俱不必先行判案，应当从另一个线路去审视一下，看看有无特异的迹象，才是讨论的步骤与道理。
我想让大家先温习一下第五回宝玉神游这段奇文中的大可注意讨究之处——
那是宝玉到后，警幻“自我介绍”已毕，便唤众姊妹出来接待贵家。于是有四仙姑出现。她们见宝玉，便都怨谤警幻，说道：姐姐曾说今日今时有绛珠妹子的生魂来此游玩，故我等久候，如何反引来这浊物污染我们清净之地？
对此，警幻并未正面答解，让人自己去玩索：第一，绛珠到底来了没有？警幻没说她不能来的原故，又来了一个“小厮”“浊物”，是何情理？她都避开了——当另有不答之“答”。
于是，我们必须再听一下她先对宝玉说了些什么。请注意——
……因近来风流冤孽绵缠于此处，是以前来核察机会，布散相思。今忽与尔相逢，亦非偶然……
让我提醒你：凡到这种地方，如不懂雪芹的独特笔法，你就会莫名其妙而泛泛读过，把含于文内的要害当作闲文了。
第一，“风流冤孽”要在此“绵缠”者，是谁？第二，说宝玉今日相逢，亦非偶然——即是预先注定的机缘，此又何疑？第三，“绛珠”的生魂早已预定“今日今时到此游玩”，这一注定也并未撤消或“改期”。此为三要点！
只要一综合，这三点说的是什么？就大大有趣了！“译”出来就是：“你之来非偶然。绛珠之来亦预定。所谓风流冤孽在此绵缠者，即是宝玉、绛珠二人”清清楚楚也。
——这可让人吓了一跳：难道是宝、黛二人曾同入太虚幻境而“绵缠”相会吗？
非也。
因为，下文说明了，警幻之“妹”名“蒹美”者，是兼钗、黛之美点，另是一女，绝非黛玉“单个”了。
这就奇了，还有谁呢？
还有的，不是别个，就是湘云。
理由也分明：只有湘云是兼钗、黛之容貌才德的，别无第二者具此资格。第二，不要忘了，宝玉入梦前所见室中所悬之画，正是“海棠春睡图”。第三，室中对联明言“芳气笼人是酒香”，只有湘云是能饮而“香梦沉酣”的。
——有人说，弄错了，绛珠妹子只能是黛玉，与湘云难以钩连。我答：你忘了，湘云的牙牌令正是九点满红，牌副儿名色是“樱桃九熟”。而雪芹之祖父曹楝亭（寅）之咏樱桃诗，正谓“瑛盘托出绛宫珠”。“绛珠”的出处与本义，就是樱桃。
得“绛珠”牙牌的，是湘云，不是黛玉！
（可参看《红楼夺目红》）
其实，张爱玲也已推考了：湘云幼时依史太君而住于荣府，与宝玉一处，并曾与袭人说过小女孩心中天真烂漫的愿望：等长大了和你（指袭人）一同嫁二哥哥作夫妻。
这才是“太虚幻境”一回奇文奇境的真情实义。
但张爱玲已然“参”透了雪芹文笔狡狯的一个层次，却未进而深究。这里显然就是她只被“绛珠即黛玉”的假方式给“固定”，就不去想想瑛为红玉盘，绛珠是樱桃的典故了。
诗曰：
瑛盘托出绛珠红，幻境传来幻笔工。
到底是林还是史，锦心绣口性灵通。
第五部分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证派”
评坛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誉世界而兼作红学研究的，以张爱玲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响，超迈等伦。
这是事实，并非夸张抬捧之俗态。
但，红学流派甚多，风格各异，她属于什么“派”？价值何在？为什么她有过人的见解和成就？这都应该深入考论一下，方能使流辈获切磋之功，后贤知引路之惠。
很清楚：她是个“胡适考证派”。
她不是书呆子，弄书本，作校勘，别的不会；不是的。她通西文，工翻译，创作小说剧本，曾获最高评价，列榜第一。她读的古今中外的小说，不知其数，烂熟于胸中——这样，才真算有资格作个被人嘲贬的“考证派”。
她的红学学识，集中在作者、版本两大方面，就表明了这即是“胡适先生红学”一线的继承者。
她学贯中西，所以不仅仅是通古文，富有“乾、嘉朴学”的流风遗韵……。
这就值得世上自命为“红学家”的许多人闻声失色。
“胡适考证派”的骂名最“盛”了，人皆畏而避之，敬鬼神而远之。“红学革命”的呼声也不满于以研究作者、版本为深切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的这个“考证派”，曾被认为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想回头”，呼喊“红学革命”。这“命”怎么“革”法呢？据说是要“回到文学创作上去”。
这个“革命口号”和“宗旨”，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对《红楼梦》所以产生“红学”的内在原因是不知重视的，对中华文学传统的“知人论世”这条原则也是不太理解的。他只要“文学创作”这个观念，别的都在“革”掉之列。那么，这种“革命”由学者教授去领导、实践好？还是由大作家担任好？
无疑，应属后者，而由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实现“红学革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不知缘何，让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证派”，即“革命”的对象！
这个事例十分耐人寻味。
张爱玲在香港生活，后转美国，她应早已闻知那个在香港首倡的“红学革命”了；可惜她没有认识这条新道路。
她的“考证”可谓变本加厉，细腻之极——也繁琐之甚了！
我并不喜欢她的“考证走向”。我佩服她治学的精神态度，专诚挚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创获，为人所不能见，不能道。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认一部伟大作品须有一个大家基本共识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