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自有“红学”以来；我是第一个确认“三真本”、创立“大汇校”思路、计划的开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当时是西语系学生，正作论文，只有课余一点时间，匆匆草创，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发现重大问题，但毕竟条件太有限了，如何能与后来张女士的那样诸般具备、精思力作之可比？这也就是我不拟与她过细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张爱玲并不了解我的任何具体情况，有些话不与我相干，我毫无“计较”之意。所憾者，我行年87岁了，目坏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只有1985年的《石头记鉴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历史性”的书，再想有所作为，力不从心了。这本小书寄意遣怀，向同道者寻求“对话”、“共识”、互谅互解，而无意把重点放在分歧争议上。我想，仁人志士，当鉴此情。
诗曰：
悼念才人才最难，万言能有几言安？
张长李短皆无谓，同为芹溪护大观。
第五部分不尽思（四）
我尝与友人谈说，如若将《红楼》译为英文，张爱玲才是首选的理想译者，别家都不行，包括有的中外译本在内。
我又说过：她译《海上花》，应即是为译《红楼》作一番试笔。
无独有偶，林语堂似乎早有英译《红楼》的雄心壮志，却先写了一本MomentinPeking，中文译作“京华烟云”者（四个平声字，全不通汉字声律），有意效颦雪芹之书。此两家英文造诣都深，尚且不敢轻易从事，可知其难了。
提起《海上花》，我在燕京大学时就与同窗许政扬（后为南开大学教授）说：清晚期小说，几乎都模仿《红楼》，但笔法风格最像的，只有《海上花》得其三分肖似。后见张爱玲亦恰有是语。叹为“英雄所见略同”。
回首前尘，《海上花》是纯吴语对白，而我不懂吴语，就向许兄学——他是海宁硖石村人，但生长在上海，这就行了。我很快学会，能通读《海上花》，认为一种快事。
举这个趣事，是想说明，对雪芹文笔特色的感受，也是需要一种“第六官”能力的。那些说高鹗伪续是“原著”，除了其它原因，也由于缺乏这种感受能力。我纳闷她为何放弃了英译《红楼》的事业。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莫大的损失和遗憾！
比如，译家把平儿这名字译为Patience，我真是莫测高深他是怎么“想”的？又如Hauks（霍克思）将“霍启”悍然译为Calamity，更是骇人听闻。清代官宦人家会给仆人取这个名字吗？我总想向高明人讨教。
我以为，“意译”书中人名是荒唐的做法。最好的办法是“音译”，然后加footnotes，注明本义何意，双关谐音等巧妙处又何在，方能使外国读者爽然了然，尝到一点儿中华汉字语文的特殊滋味。
如今张女士已不在人间，国内兼通红学与英文的又稀如星凤，我又向谁去商量这些话题呢？
诗曰：
惆怅无人议匠心，中西文异费沉吟。
红楼不得张君译，梦笔生花枉自寻。
第五部分后记
把这册小书写到此处，不禁深有感慨。我写此书，说是为了张爱玲女士，理所当然，何必赘表；但若说到根本上，还是为了曹雪芹，却要申说一下，这在意义上讲，我是“借花献佛”的诚敬之心，因为张爱玲真是一位罕见的护法女神——护曹斥高的女圣者。她是永远值得《红楼梦》读者研者香华供养的菩萨。
我和她的见解和考证方法，有同有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对伪续四十回深恶而痛绝，一力追寻那久已迷失的旧时真本；我与她各有万语千言，连篇累牍，而终极心愿目标只是同一个萦思结想的真正《红楼梦》的后半部三十回佚稿的大概轮廓和若干主要情节的布置，宝、湘奇缘这条命脉的曲折、惊险、悲怆、哀艳而又奇丽的人生境界。这与一男二女争婚、“掉包计”骗局、读书中举耀祖光宗、承嗣了家门世业，接续祖脉香烟，然后披着大红斗篷随了“二仙”去成佛做祖，人天两尽的最最庸俗的士大夫思想本质，是十万八千里的天地之悬隔。
所以，张爱玲的痛斥高鹗，是大仁大勇、大慈大悲的侠士菩提识见，而绝非仅仅限于文艺创作这个范围的事情。
此义若明，则这本小书即不为可有可无，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了。
诗曰：
又写新书总为谁，无穷欢喜复深悲。
借花献佛虔心在，护法菩提是扫眉。
甲申谷雨初晴写记
第五部分遥祭张爱玲
疑是空门苦行僧，却曾脂粉出名城。
飘零碧海灰能化，寝馈红楼恨未平。
附骨有疽遗痛语，卓锥无地抱深情。
谁知此日纷腾誉，不见心灵说字灵。
1999…12…11
第五部分字比笆斗大（1）
女作家张爱玲辞别了人世——这人世是她写作了一生的“对象”。她在时，自然名气不能说不大，但终究有点儿不以为奇，好像也不过“著名”就是了，“著名”的多得是，真如陆机说的，“若中原之有菽”。她一死，这才纷纷悼念追怀，把她的一切都另眼看待起来了，理解了，珍贵了，遗憾了，后悔了……人就是这么样的，这就叫“规律”。
我没有任何资格来写悼她的诔文，因为她虽只小我两岁，真是同世同代之人，却因我素未读过她的小说、散文或剧本，对她的家世生平更是一无所知。不想日前有友人将她的《红楼梦魔》的自序，复印寄来，这才使我大吃一惊！我读了此序，感到悲喜交集，更觉十分惭愧，对不起她——1987年春，在美国时从大学图书馆里借过这本书，那是台湾版的小开本，可是我竟置而未读！你说这会让人相信吗？
为何借在手边而不予理会？现时想来，大约原因有三：一，那时因工作紧凑，所借之书以外文（过去难见）者为主，中文著述只得后推。二，那时兴趣集中在“《红楼》与中国文化”的新课题，见她此书却是版本考证——这是个最麻烦而缠人的主题，我怕一读它，会把我的“精神境界”一下子打乱了，影响我抓紧时间工作的计划。三，说老实话，我一见她用的这“红楼梦魔”四个字作书名，就打心里不喜欢，觉得“气味”不投，更怕纠缠一大阵之后并无真正收获——我目力已严重损坏，读书艰困之甚，实在禁不起滥用目睛的浪费了。
这样，我翻了翻各章的大标题，就推在一旁，直到要还书归馆，也未及重顾。
以上就是我与这位女文星的“联系”了，请想，我又有何资格来写纪念她的文章？
谁想，复印的序文来了，我一口气读罢，这才又惊又喜，又悔又愧！
悔愧与惊喜，只是一桩事情的两面，倘无惊喜，悔恨何来？所以先说说我的惊喜。
我自己弄了半个世纪的“红学”，所遇之人不少，却根本不知道张爱玲才是一位该当崇敬的“红学家”。世上自以为是“著名红学家”的人到处皆是，其实其中有的既不“学”也不“红”，人家张爱玲从来不以“红学家”自居自认，却实在比那些自居自认者高明一百倍。这就使我吃惊不小，使我心喜无量。
她说话很老实——因而也很直率真切，一点也没有“文学家”的扭捏，更无“红学家”的咋呼。她的自序中，你先听这几句——
（看了脂本《红楼》，才知道）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
这就把“著名红学家”都兜了根揭了底，学术的事，她用不着客套周旋。然后说她自己——
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实在是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儿的字自会蹦出来。
这已经是好极了！会这么感受，会这么表达的，我愧孤陋，还是第一次（先师顾随先生也说过，他读诗词，好句子不是去寻的，是它自己往我眼里跳！可谓无独有偶，但那不是讲《红楼》，也不是说版本）。
我很惊喜，“红学家”们如过江之鲫了，哪几位敢说这句话。你把异文摆在他眼前，他也辨不清是非高下，正误原篡（雪芹原笔与另手篡改）。
然后她又说——
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肯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
这简直妙极，使我拍案叫绝！
这妙这绝何在？第一，说话坦率爽快，不让人气闷。第二，比喻精彩——你可知道什么叫“笆斗”？它有多大？这“名词”对哪些人才“感情”亲切？第三，最妙是不同的字会“自己蹦出来，’！这种话堪称奇语，也才够个赏文的资格。
这就是诗人、艺术家的高级审美的能力（敏感性）和表达才华了。
这儿真正的重要的大道理至少有二——
一是她对《红楼》一书可谓精熟至极——大约是指坊间流行的程、高伪篡本，及至一旦展开脂本，她被雪芹的原著原貌（至少是接近原来）原文原句给惊呆了！那个“不同”和“笆斗大”才会往她眼里跳，她的艺术天才秉赋和修养给了她这种“高敏感”和“深痛切”的惊讶与领悟。
她接着说：她怕罗嗦，“能省一个字也是好的”。这话似乎可以包含着她自己行文写作的信条和对雪芹原文与篡文的体察感受两方面——当然这“两”其实也是一回事。
在这儿，却有一个特大的文学语言问题由她的短短的几句话透露得十二分明白，这需要代她“点破”，或者说是为她译成“连贯的死板文字”——
她为什么那么样看语文？原由她自己早已说出来了：“受了古文的毒”！
这古文，就是指我们历代文星们用汉字写的为人熟诵深赏、可以琅琅上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