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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说陈某人的告状是“深文周纳，致人于罪”呢？举一个例子就行了。陈某人所以出此“毒招”的一个原因，是嫌我说他“无知识，昧良心”。我的原话是：“在外国我不知道怎么当文学批评家，在中国只要有常识、凭良心就行了。”我说的是“有常识”，而不是说该陈“没知识”——我就是再糊涂，敢说一个研究员级别的学者没知识吗？同样，我说的是“凭良知”，而不是说该陈“昧良心”——陈先生这样有觉悟的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怎么会昧了良心呢？再就是，我是作为一普遍现象说的，并没有单指陈某人一个人。这就是深文周纳，致人于罪了。
过去我对陈某人的品行并不了解，只是就事论事发点感慨。《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一文发表后，有位鲁研界的同志通过上海一家报纸，给我转来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是“中国鲁研会部分在京理事”的《紧急建议》。其中说：去年九月间，中国鲁研会换届选举时，陈某人当选副会长是不合法的。鲁研会章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不得超过两届”，陈某人已连任两届副会长，此次被选举，资格显然不合，只因当时未作认真甄别，结果形成不合法的事实。更为可笑的是，这样一个不合法的副会长，竟不顾民主程序，不按规定办事，拒不交出应该由秘书长保管并因工作需要使用的学会公章，压住不公布理事会成员和学会领导名单，不断给学会会长和秘书长设置障碍，制造难题。由他一手造成的“三不”局面，迄今已达七个月之久。致使学会工作至今不能开展，无法启动运转。这种情况不但在国内学会中没有，在世界上也难寻觅。现在陈某人已被免去鲁博副馆长，有鉴于此，这些在京的理事郑重建议，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新任副馆长孙郁同志顶替陈某人担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根据我的一点社会常识，陈某人的全国政协委员，恐也是因职务角色而担任的。也就是说，他所以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全是因为他是鲁迅博物馆的副馆长（该馆没有专职馆长，是由国家文物局领导兼任）。同样的道理，主要也是因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这一身份，才出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的。要不那些提出建议的理事们不会那样说。这么说来，陈某人的政协委员也将因届满而时日不长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陈某人还是一位政协委员，还能用他手中的“社情民意用笺”给各地党政部门写信。为此，我想对陈先生进一言。政协委员是个很有分量的社会职务，能使用“社情民意用笺”多少也是一份光荣。你要珍惜这个职务，要珍惜这份光荣。要用它为人民办事，不要用它谋取私利，泄一己之愤。更不要用它把对手置于死地。就不想想，都到了什么年代了，还动这种卑鄙龌龊的心思，即使悄悄地干了别人不知道，清夜扪心就一点也不羞愧吗？一天到晚学“与时俱进”，连现在是什么“时”都不知道，不也太可笑吗？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把自己研究成鲁迅（4）
最近看了一则报道，我算是知道“社情民意用笺”究竟该做何用了。报载，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府长期拖欠民间建筑公司工程款一事，让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夏家骏先生知道了，他是全国政协的常委，两次用这种信笺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引起了高层的重视，最终得以解决。这才是政协委员的本分，这才是这种信笺的正经用途。用这种信笺给文学争论的对手戴政治帽子，还要进一步查处报社与编辑，这就走到邪恶的路子上去了。
写此文前，我打电话问《西安晚报》的朋友，此事结果怎样，他回说，没事了，像是过去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安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你们还是英明的……
这是我从事文学写作与文学评论几十年来，遇到的最厌恶的一件事。我和陈某人远无仇近无冤，这件事所以让我这么厌恶，说白了是因为，陈某人的这种做法太不上流了。同时我在这里声明，往后除了公安部门来人外，若无新的材料出来，关于此事，我不再说一句话，不再写一个字。我愿意承担此事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只是希望我们文化界的同行们，谁都不要学陈某人的样子，以后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别让其他行业的朋友们小看了我们这些人，小看了我们这一行。
给陈漱渝先生的一点忠告
《西安晚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因为举了陈漱渝先生的一段话做例子，陈先生动用政协委员专用的“社情民意用笺”投书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宣传部，说我的文章违反党章，违反宪法，要求查处报社相关人员一事，经我撰文揭发，近日已成了一件轰动文坛的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人为该陈辩护，说是陈先生年纪大了，一时犯糊涂才出此下策，徒然惹人笑话却于事无补。我得承认，说这话的是厚道人。
然而，据我所知，陈先生做这样的事，不止一次。一次可以说是犯糊涂，一而再地做，怕不能说是犯糊涂了。且看下面这件事。
一九九八年月秋天，《文汇读书周报》有个点题征文活动，十一月七日刊出鲍健的一则短文，说是眼下的学术著作，竟也错误百出，对读者极不负责，并举了陈漱渝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为例，说其中充满了可与盗版武侠小说比“错”的错误，他买了感到后悔不迭。这本书我曾见过，编校和印制都不怎么样。按说一个读者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编者应当引以为鉴，下次编书时认真些就行了。可是陈先生不是这样，而是老羞成怒，当即投书报社予以反驳，说鲍健买的是本盗版书，且喜形于色地说，这只怪鲍键先生“生活经验不足，只知道武侠小说有盗版本，而不知其他畅销书也可能出现盗版本”。同时告诫鲍先生，如果买书时“翻开第一页略微看看，就不至于浪费这二十九元八角了”。言下之意，凡盗版书第一页都写着“这是盗版书，请勿买”似的。鲍先生说书中错处甚多，陈先生对此倒是坦然面对的，说“当然，此书的正版本并非没有缺点，也有校勘上的错误——特别是图片说明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字”。听来好像正版书中的错字不算错字似的。再说，哪本书里文字上的错误，不是“校勘上的错误”？更可笑的是陈先生为自己辩护的方式。为了不歪曲陈先生的原意，且抄录原文如下：
我主编这本书，是因为毛泽东同志肯定了鲁迅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毛泽东说：“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收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得到了好评，发行量也相当不坏，并没有让买它的人都感到后悔。（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日《文汇读书周报》第五版《来函照登》）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再高，也没有让你书中“有校勘上的错误——特别是图片说明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字”。说“并没有让买它的人都感到后悔”，就更是奇了。再坏的一本书，也不可能让买他的人“都”感到后悔的。比如图书馆的书籍采购员，肯定不会后悔。而不是“都”后悔，就可以证明鲍健先生后悔了就不是事实，就是造谣，就是诬蔑。陈先生的学者逻辑就这样荒谬可笑吗？
如此歪理邪说，都还罢了。最可笑的是，为了发表这篇文章，同时证明自己编的书绝不会出错，陈先生在给报社写信的同时还特意附上了自己的全国政协委员证的复印件。这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请看《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日第五版上的这篇署名“编者”的文章《盗版何其猖獗！》。其中说：
我们在“点题征文”专版中，选登了一篇对《一个都不宽恕》一书编校质量提出意见的来稿。此后，我们收到陈漱渝先生的来信，对此进行了批评。陈先生非常认真，还附来了担任政协委员证件的影印件。其实，本报选刊文章从来不看作者的地位高下，来头大小；特别是对我们的批评文章，只要属实，我们都乐意发表。
此文名为《盗版何其猖獗！》，是因为文章中说，鲍健先生的那本书，确实是从正规书店买的，而不是像陈先生推测的那样是从书摊上买的，多少有点反讽的意思。陈先生看了文章，对人家的反讽浑然不觉，装聋作哑，独独对编者说他亮出政协委员证的复印件没有用处生了气。又给报社去信说，“难道我的政协委员证，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难道不应该拿出来，却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代吗？”责备报纸对他进行了不正当的冷嘲热讽。据说，当时报社的同事看了，差一点就把他的这封信也发了。这是我听一位当年去过上海的朋友给我说的。这次写文章，为了证实不是误传，又去电话问了上海的一位朋友，他说确有此事。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全结束。仍是据说，陈先生还有更厉害的一手。陈先生不是全国政协委员吗，不是政协会和人代会几乎同时召开吗，这样陈先生在会议期间就会遇见上海市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于是便向这位领导同志诉苦，说你管辖之下的《文汇读书周报》怎样对我讽刺挖苦，怎样将我寄政协委员复印件一事公之于众，你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