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地区，有些人对余光中的散文评价甚高。前些年，花城出版社印行过余氏的散文集《鬼雨》，何龙在代序中说，香港一位学者称余为“文字的魔术师”。余氏在他的散文集《逍遥集》后记里，也说“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金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是够自负的了，但要看做得怎样。
《鬼雨》是余氏散文的名篇，共四节，第一节写自己的孩子不幸夭折，第二节是给一位叫江玲的朋友的信的片段，第三节写埋葬孩子的情景，第四节又是给一位叫文兴的，远在异国的朋友的信，你“握着小情人的手，踏过白晶晶的雪地，踏碎满地的黄橡叶子”。第四节，是全文的主体，也是“鬼雨”的主旨。“今夜的雨充满了鬼魂。湿漓漓，阴沉沉，黑森森，冷冷清清，惨惨凄凄切切。今夜的雨里充满了寻寻觅觅，今夜这鬼雨。”后来又联想到，这雨会落到什么地方，“也落在湘水。也落在潇水。也落在苏小小的西湖。黑风黑雨打熄了冷翠烛，在苏小小的石墓。”能由自己亲生孩子的死，写到一代名妓苏小小，真可说是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里，炼出一颗金丹来了——多么到家的功夫。
《听听那冷雨》，是余氏散文的又一名篇，我曾在一本为中学生写的小册子（《得心应手》）里，引用过一段，作为“炼字”的典范。说白了，也不过“湿漓漓，阴沉沉，黑森森，冷冷清清，惨惨凄凄切切”那一套。容我说句刻薄话，这不过是港台三流歌星的句法，在内地，任何一个稍稍有点才气的中文系二年级女学生都会这一手。未必有他那么丰富的联想，至少不会像他那么矫情，那么别扭。
李先生不是最信服港台学者的话么，请听听另一位同样有名的港台学者董桥是怎么说余光中的。台湾巨人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是余光中、洛夫、聂华苓等九人编选的，书前有余光中的总序。董桥看了，在评论文章中说——
文字蛮顺的，说理叙事也清楚，一点没有他过去散文那种妞妮的“骚”味。这是余光中的进步。（《董桥文录》第86页）
绝无贬低余光中的意思。各人的才分有差别，学养有深浅，对余氏来说，能把汉字用到这个样子，也不易了。我要说的是，余秋雨的缺憾自是他的缺憾，他的优点，虽不必用李先生那样的词句去形容，也自是他的优点。作品在那儿摆着，谁也能看得明白。犯不着惊动余光中这样水准的作家，仅仅因为他是位台湾学者，就请来鉴定余秋雨。两人的散文虽不无某些相似之处，但从大的方面说，比如感情的酣畅，此余（秋雨）胜了彼余（光中）不止一筹。拿彼余来鉴定此余，别人感觉如何我不敢说，至于我的感觉，不客气地说，只有四个字：不着边际。
若说余光中是杆秤，这杆秤的定盘星先就钉得不是地方。
有道理说自己的道理，好赖总能说个清爽，别动不动就搬上个海外学者唬人，不说对他人怎样了，先就是对自己不相信，不尊重。这就是我要对李秀生先生进的一句忠言。至于对余秋雨散文的评价，我一点也不反感你说的那些话。无论什么评价，只要是你的就行。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前些日子，我去济南参加中国小说学会二？誘？誘三年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趁便要我去讲演，我的讲题是《文学批评的学识与勇气》，讲完之后，学生们提问我答。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要我说说“二余之争”，就是余秋雨和余杰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和余秋雨是同龄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自认为对余秋雨的经历，心态，还是了解的。
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国内我不是最早批评余秋雨的，也是较早的一个。我只批评他一点。《道士塔》是余氏散文中很著名的一篇。他的《文化苦旅》出版不久，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对他这篇散文作了批评。《道士塔》里说，王道士从集上买回一担石灰，和成石灰水刷佛像，刷了一半没石灰了，打算第二天再去集上买石灰，有事忘了，于是到现在佛像窟里一半的佛像是刷了白灰的，一半没刷。我说，一个有严谨的学者，写到这里都要出注的，比如说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凡是写到重要史实的地方，都在后边有一个括号，注明引自《明史》还是《元史》。余秋雨这样写，和说故事一样，谁敢信？这哪里是在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吗。你写的是文化散文，是向年轻人传播文化的，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这就是我不佩服余秋雨的地方，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到了哪儿都敢说。
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去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不是出感情的，思想是那些干部出的，感情是那些工人出的。他是写文章的，怎么把文章写得好怎么来。他是一九七？誘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到一九七四年吧，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他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呢？不可能的事。现在都说四人帮长四人帮短，那个时候谁要能分清四人帮和党中央的话，他就是神仙了。
余秋雨要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硬不承认，就难怪余杰抓住不放了。你不承认，余杰当然就有理了。在这上头，我们不能说余杰有什么不对，年轻人，就要这样较真。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
至于最近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
我觉得，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想想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少吗。再说什么，你总没当过汉奸吧。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韩石山酷评——周忠厚
中国的大学里，我最看不上眼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因说不上，就是那么一种感觉。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四十年前报考大学的时候就有了。推想起来，是它的名字太不像个大学了。中国的大学里，以“人民”命名的，怕就它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些叫人民的确实有道理，一个大学怎么叫“人民”呢，莫非全中国就这么一个大学，其他大学都是它的分校？这样的大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全国性的党政干部培训学校。
在我批评过的作家学者里，我最看不上眼的是周忠厚。他的人品与文品都不配享用我的精妙的文笔。恰恰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的那本《文艺批评学教程》，我翻过一遍，那不是教科书，那是东拼西凑，是东拉西扯，是一串一串的字，是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
周忠厚这样的人，我是知道的。出身肯定好，政治觉悟就肯定高。他有闲钱，但绝不会买书，有闲工夫，但绝不会用来做学问。有闲钱他会用来过好他的光景，有闲工夫他会用来和睦他的人际关系。本事不大，该得到的东西，比如职称、职务、荣誉，一个都落不下。这样的人，哪个学校都有。当学生的时候不是什么优秀学生，但是能留校；当教员的时候不是什么优秀教员，但是能当学科组长，能当系主任，说不定还能当校长。平日风光得不能再风光，尤其是到了政治运动的时候；只有一个时候会傻了眼，就是要拿出真正学术成果的时候。但是他们自有他们的办法，他们会说，他们的那些《文艺批评学教程》之类的书，是他们的学科里最好的。中国的大学办不好，坏就坏在周忠厚这样的人太多了。
别以为我在说气话。我是上过大学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上了的。我知道中国的大学，我知道大学里像周忠厚这样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货色。周忠厚在他的书里糟贱我，我一点也不生气。他不糟贱我糟贱谁去，他会说谢冕一个不字吗？他们是一路人，说谢冕就等于说他自己。
出了这个事，我曾写信质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他们给我回了电话，说他们很重视这件事，以后再版时会改正的。改不改都无所谓了，我能丢得起这个人，只要你们的学校和你们的教授心安理得就行了。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我不配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
一位不相识的读者，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