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 第14部分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我不配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

　　　　一位不相识的读者，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来信说我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并抄录了书中的一段话。信中说，如确是这样，你应主动致歉，最好别写入教科书，因为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争鸣，如不是这样，应郑重声明此事。过了些日子，又将书送来。“非典”期间，互相尊重，将书放在我们单位传达室，回去之后才打的电话。　　　　
　　　　夜深了，家人们都睡了，窗外不时传来救护车凄厉的尖叫。昏黄的灯光下，我睁着昏花的老眼，翻看着这本大开本的厚厚的教科书。宝蓝色的封面，上端是一排黄字“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间是反白的大字“文艺批评学教程”，下面是“主编周忠厚”，再下面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封底开列了这套教材的全部书名，共十九种。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编》。关于我的一段话，在该编第十一章《氛围论与争鸣论》的第二节《氛围论》中。此节第四题第二小节为《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文中所谓的二极对立，一是“捧杀”，一是“棒杀”。写“棒杀”的文字共三段，第一段举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二段就说到我了。全文为：　　　　
　　　　这种“棒杀”式的文章，不仅蔑视学理，而且常夹杂着格调低下的人身攻击。李梨初曾经直骂鲁迅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是在文坛乱舞的“老骑士”，其文章是“神经错乱”的“狂吠”。这样一种以谩骂讽刺代替批评的不良文风，在当代文坛上仍然有增无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王蒙即曾以“黑驹”指称论敌。谢冕重复编选二十世纪文学经典，或许有不当之处，但韩石山却对之进行了人身攻击，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第164—165页）　　　　
　　　　就字面来说，不能不承认作者的论述是严密的、有力的。文艺批评中有没有“棒杀”式的批评？任谁都得说有。在这样的批评中，有没有“格调低下的人身攻击”呢？这你就不一定知道了，那就告诉你，李梨初当年批评鲁迅就是一例。你看他都说了些什么，“恐怖病者”、“老骑士”，“狂吠”，还不是人身攻击吗？而这样恶劣的批评文风，到了后世，在当代文坛上“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何以见得呢，有事实为证，一是王蒙曾说论敌是“黑驹”，人怎么会是牲口呢，这还不是人身攻击吗？再就是韩石山其人了。至于韩石山怎样对谢冕“人身攻击”，那就不用引证了，前两个是确凿的，这个肯定也是确凿的，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多么严密的逻辑，多么有力的判断。　　　　
　　　　你要有一点疑惑吗，趁早打消吧，这可是一个姓周（多好的姓），叫忠厚（多好的名儿）的大教授主编的。主编之下，还有一长串的编著者，其名单全部开列在扉页的背面。中国人民大学有八位，此外还有中国社科院、江西师大等八所院校各一位，共计十八位学者教授。　　　　
　　　　这么多人写了这么一本书，能不是高质量的吗，高质量的书能不可信吗？　　　　
　　　　但你千万别以为这位叫忠厚的大教授会这么忠厚，肯把自己的功业和名声均摊给另外十七个人，自己光挂个主编的名儿。他才不会那么傻呢，在他写的《后记》中，一开口就情不自禁地露了底儿。《后记》第一句话就是：“自从一九八九年九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讲授文艺批评学以来，已逾十几个寒暑。”第二句话是：“十几年间，文艺批评学教案经过了十几次修改。”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几年来”，这么两个准确和较为准确的时间概念，就可以断定讲授这门课的只会是一个人，就是这位周忠厚。若还嫌孟浪，那么第二句中的“教案”二字，就可以严格地限定了。再烂的大学，也不会两个教授合写一个教案。　　　　
　　　　这本书原来是周某人的教案。其他人，不过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教案审定为“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之后，周某人才“组织了国内多所院校的同行进行了修订、改写，定名为《文艺批评学教程》”。　　　　
　　　　我批评谢冕的事，发生在一九九七年。周忠厚的教案是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开始写的。这本书的《后记》的落款是二？誘？誘二年十月。假定组织修订用了十个月，那么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到二？誘？誘一年底，共是十二年的时间。这期间，周说他修改了十几次，往少里说，就算是十二次吧，平均一年一次。也就是说，有了我批评谢冕这个“人身攻击”的事例后，该书至少经过四次修改。这么好的事例，在四次修订中怎会弃之不用呢？据此我有理由认为，批评我的这段话，出自周忠厚本人之手。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周先生，你太抬举我了

　　　　我批评谢冕这件事的详情，我不想再说了。就是那么一篇文章，叫《谢冕：叫人怎么敢信你》，最早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后来收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纸窗》里。出《路上的女人你要看》（中国华侨出版社）时也收进去了。这是我的一本批评文集。有兴趣的，随便找一本看看不是难事。　　　　
　　　　我不是个蠢人，有时候也还有点小聪明。眼看行将退休的人了，检点这一生的行事，批评谢冕这件事，除了最初一段时间确曾得意之外，一直是我的心病，一直后悔不迭。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绝不会管一个姓谢的人重复不重复编选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他就是重复上一百次，只要有出版社给他出，就像人大出版社愿意给周忠厚出书一样，与我何干？有时甚至想，如果出了那档事后，谢冕先生表现出一种大度的胸怀，我会像古代的廉颇将军那样，背上几根荆条子，从山西爬到北京向他请罪，说，你饶了我吧，同时请你下一道旨令，让你的学生们也饶了我吧。　　　　
　　　　我算是知道了北大的厉害。过去说起北大，我是尊敬的，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几个让我尊敬的教授。现在说起北大，比先前更尊敬了，因为我知道那里除了有几个我尊敬的教授之外，还有个没什么大学问却有大本事的谢冕。“经典”事件后，他不出面，而他的几个学生，一个一个疯了似的扑上来撕扯我。请看看他的一个叫徐文海的学生是怎么说的：“你以为你是谁”！“韩石山因为无知，所以胆大，推断起别人无所顾忌”，“无缘出名，或者说无才无德出名……干脆骂大人物，谁的名声大骂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多大的本事！　　　　
　　　　过后两三年间，常有报纸的编辑打来电话，叫我写文章。若是个男的，我就说我原本不是写评论的。若是个女的，还年轻些，总想多说两句，就说我已改恶从善，不做此等事了。一次也这样说了，不料对方打断我的话，说：“你是酷评家呀！”至此我才知道，我已得了这么个恶名。　　　　
　　　　我是后悔，却不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不对。我觉得，谢冕的错处，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是明摆在那儿的，谁都能看得见。我不过是说了。我指出他的错处，正像非典期间，指出一个人不该随便吐痰一样，是件再小不过的事儿，不该得此恶名。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我说，“这是社会对它的优秀分子的低廉的回报，也是庸众对他们的指导者的轻慢的处罚。”　　　　
　　　　好了，不说对与错了，就算是我全错了，也扯不到“人身攻击”上。到现在，我也没见过谢教授。他是白是黑，是高是矮，是三角眼还是吊梢眉，我全都不知道，怎么会对他的人身作攻击呢？　　　　
　　　　会不会我的文章中，也用了王蒙文章中那样的词儿“黑驹”什么的，比如说过“老马识途”一类的话，那样周先生也可仿照鉴定王蒙为“人身攻击”的成例，说我对谢冕作了人身攻击。你说人家是“老马”，不就等于说人家是牲口吗？没有，我查了我的文章，用词不能说全很准确，委实没有马呀驴呀一类的词儿。　　　　
　　　　周先生的书不是修改过十几次了吗，想来以后还会不断修改的，我希望下次修改时，也能像对待王蒙这样的名家一样，给我下的评语里，能用括号引上一句话或是一个词，让往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看到这儿，一眼就能看出韩石山这个人就是对谢冕作了人身攻击，进而相信这样做就是“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　　　　
　　　　我敢跟你打个赌儿，你把你的全部本事使出来，也找不出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字词儿。除非你再瞎编上个。　　　　
　　　　什么都没有，你把我写进了这么堂皇的一部教科书里，让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年一年地学下去，让凡是买了这本书的人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你这不是太抬举我了吗？　　　　
　　　　窗外，又是一声救护车的凄厉的长啸。夜已经很深了，我不想再写下去了。　　　　
　　　　我只想说，周先生，还有人大出版社，我只是个小人物，不配上你编的、你们出的教科书。少年读书时，不知天高地厚，也曾做过青史留名的美梦，长大之后，我就知道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该怎样生存了，再也不存什么奢望了。只求能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孝敬父母，养活老婆孩子，接济几个比我还要穷的弟弟，一家人过个虽清贫却也安然的日子。不要再有人半夜破门而入让你交出“反动日记”，不要再有人把你提溜到批判会上口号不断，不要再有人把你发配到偏远山区一待就是十几年。　　　　
　　　　人大是一所革命的大学，人大的教授是革命的教授，你们尽有你们的好日子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成全我，让我在你们的革命史上留名呢？确确实实，我不配上你们的这样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