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日前住在领事馆，当然没这些事。三日开始访学，麻烦就来了。下面是他“重写”了的往后几天的日记摘录。
四月三日下午：按照program（节目单），与纽约州立大学亨特学院历史系主任杰姆斯·哈利逊交谈，杰送他一本自己的著作，两点到三点请他下楼吃了“午点”，并请来一位中文名叫张格物的副教授作陪，张送他一份论文的抽印本，研究主题是光绪年间在南京及江南各地兴起的反洋人、反洋教的运动。他认为“这个选题本身就带有一股寻衅和反华的气味”。进餐的过程中，张突然问：IheardyouhadbeenCommunistAgents；isit？（我听说你曾经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吗？）“这一下，我感到是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几乎要拂袖而去了。”
四月六日：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时，尽管馆长彬彬有礼，拿出册子叫他题词，可是看到书库里全是台湾学者的著作，而大陆名家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却有关于“文化革命”的各种专辑，他很是气愤，认为这些东西为什么买得到呢？其实这里面好多是假造了骗“老外”的钱的。仍是在哥大，他在节目单之外要拜访一位老教授，有人代为联系，回话是教授老了，又很忙，没有精力接待，若有问题，可指派一名研究生辅导。赵的感慨是：好家伙！中国的教授只能接受美国教授的研究生辅导，我又一次感到蒙受了侮辱！第二天我打回电话，说我的心脏病犯了，去不成。
四月八日：下午约三时到达波士顿，没有人来接。叫一辆招手停，到剑桥镇Qualitylnn，索车费十二元，这就是“宰人”了。住504房间，每日房租七十五美元，也是“宰人”的。宰就宰吧，谁叫我们人生地不熟呢？！与我前后到达的原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侄子），就夤缘哈佛·燕京这条线索，在哈佛校内租到学生宿舍一间，月租金与我的日租金相当。迟到傍晚，Kuhn的一个研究生才来旅馆看望并说明Kuhn本人不能来的原因。
四月九日：发生与杨联陞的电话冲突事件。
四月十日：哈佛大学的接待人员Frye请他明天下午到家里吃饭。晚上，“美中交流办”的高级职员刘女士打来电话，他说，我一回到华盛顿，就准备把“交流办”给我的四千多美金全部缴回去，只讨一张飞机票立即回国。刘女士以温和的声音在电话里说，那样做未免过分了，她劝我还是把program勉强执行下去为好。我说我在纽约，住的是领事馆；到华盛顿，不能住中国大使馆？她说这种事交涉过，大使馆说，它只接待特殊的中国人，不接待普通的中国人。她说，他们已经在华盛顿大学附近替我找下旅馆了。
至此，一切都清楚了。杨联陞日记中的话，句句都有了着落。“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是实情。“想退款回去”，虽是第二天晚上跟华盛顿的刘女士说的，但也不排除前一天Kuhn派研究生来说明不能接待后就萌生了这个念头，跟杨联陞通话时顺口说了出来。“认识山东大学某公”，是说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通过朋友关系，在哈佛校内租到一间学生宿舍。“乞一女士照应不力”，当是指“美中交流办”的刘女士，没有把他的行程安排好。
把两人的记述综合起来，现在可以说，赵俪生给杨联陞的电话中，主要说的是，他在旅馆住着太贵，山东大学徐某在哈佛学生宿舍里找到住处，很便宜，让杨给他也联系一个这样的住处。要不，他就只有退掉美国提供的访学款子回国去了。提没提让杨为他打开与Kuhn的僵局，都值得怀疑。
先不说杨的态度了，只说杨能不能办这样的事。我的看法是，以杨的身份，是不会办也办不了的。一，赵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杨一九一四年出生，当时七十三岁，确实在病中且很重，这年曾有回国讲学的计划，因为病重而取消，再过三年就去世了。二，杨是个退休教授，一九八○年退休。一九七七年六十岁前住在剑桥圣门里一号，此后住在麻州阿令屯（见杨著《国史探微》自序落款）。从这两个地名上看，杨在退休前就不住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镇了。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绝不是他能做得了的。若赵俪生电话里要求杨指点一个五星级饭店，杨说他不知道名字，那是杨的不对。现在是要一个七十三岁的退休教授，给你找一个学生宿舍租住一个月，在中国都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重审杨联陞赵俪生电话冲突案（3）
以赵俪生日记所说，他主要是想让杨疏通一下与Kuhn教授的关系，尽快完成访学计划。这样又好像中是从工作出发，为了中美学术交流了。怕不是这么回事。一则，赵不应当在这天提出这个问题，再则，就是提了，杨还是帮不上忙。
Kuhn教授未去接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节目单上说了，他不去他的研究生会去。事实是他的研究生也没去，这就不对了。但也不能说多大的不对，单子上写明住宿的旅馆，赵打出租车花了十二美元就到了。他是下午将近三点到的，傍晚Kuhn教授的一位女研究生就来了。只能说来迟了，不能说人家没来。这位女学生向赵解释了他的导师不能来的原因：
她的老师正忙得不可开交，旧任的太太在法院为离婚索赔的事打官司，Kuhn先生必须出庭；新任的太太马上就要分娩，孩子一生下来就需要父母的结婚证明，否则，教堂拒绝给孩子洗礼。用俗话说，“事情赶到一堆了”，所以他不能来。
这样的理由，是能说得过去的。
第二天（九日），哈佛负责接待的Frye先生来了，显然是那位女研究生回去给Kuhn教授说了，Kuhn教授想通过学校负责接待访问学者的Frye先生另作安排，或者是节目主单上写着哈佛负责接待的人员的名字，赵打了电话，Frye先生才来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赵说他“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总之不像赵在日记上写的，他给杨说的那样：“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以情理推断，Frye先生是上午来的，那么距赵来哈佛镇住下，还不到一天，就是下午来也才一天，说两三天显然是夸大其辞，还说人家是“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更是近乎诬蔑了。明明人家派研究生来了，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为什么说，就是真的提出疏通与Frye教授的关系，打开僵局，杨也办不了呢？《哈佛遗墨》里收有杨给缪钺先生的信（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信中说的是哈佛大学给四川大学赠书的事，主办人正是这位Kuhn教授。原话是：“盖开单者Kuhn君，虽亦曾从弟学，今已以费正清的继承人自居，实则学问尚不及乃师十之一。”可见两人的关系不怎么好。现在Kuhn教授已因家事不能很快接待赵，或者干脆向学校提出不接待了，他一个退休教授，怎么会强人所难呢？因此杨完全会说出“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这样的话。据此，杨在日记上批的“爱莫能助”，就有两重意思了，一是赵要他找哈佛学生宿舍住，他爱莫能助，再就是要他说服Kuhn教授接待赵，他也是爱莫能助的。
那么杨会不会说，“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认为不管杨心里是怎样想的，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比如“到我们美国来”这样的话，杨就不会说。杨多少年来，一直以“僭比仰山杂货铺，难为舜水异邦人”自警，虽说入了美国籍却绝不做“异邦人”，也就断然不会说出“我们美国”这样的混话。不光杨不会说，稍有良知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都不会说。这，只能说是赵先生当时颜面全无，多年之后又精心结撰的诬陷了。再就是，赵“重写”的这两句话，前后是矛盾的。若杨以美国人自居，会说出“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那就不会说“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若说了后一句，就不会说前一句了。同一个人不会既以美国人自居批评中国人，又以爱国者自居嫌他的同胞给丢祖国的人。赵先生重写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日记中还有许多恶意攻击杨联陞的话，比如说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就是离了谱的。事实是杨在“二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按照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计划，协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开办陆军特别训练班教中文。这怎么能说是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
读赵俪生的《游美日记》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不像一个学者访学的日记，倒像是专门写下，让兰州大学党委的什么人看的。看到最后，见了落款，知是出书前的重写，我一下子明白了，赵先生是要让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知道，他赵俪生是如何的热爱祖国，赤胆忠心，如何在大洋那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而那些解放前到了美国的学者，是如何的早年就中了殖民文化的毒，如今又如何的恃洋欺中，猪狗不如。
还有一点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见了美国那些天真活泼、无拘无束的孩子，怎么就那么反感。共两次。一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哈佛工作人员Frye先生，觉得赵先生受了委屈，主动提出请赵在他家吃饭（这绝不会是节目单上安排的），赵去了。四月十一日的日记里说：“Frye先生的房子不在哈佛校内，而在Cambridge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房子买下已经五年了，小二楼，显得旧一点……五岁半的儿子带着一脸的阿拉伯人的神气，用盔甲把自己装扮成中古武士，拿一柄木剑到处乱砍乱刺，还在地毯上乱打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