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门捷，此公所赠只有三字：多读书。不读书，不多读书，单凭那点才气，灵性，焉能不落花流水，转瞬即逝？
还是说贾平凹。在我的印象中，早年的平凹是爱读书且会读书的，有极好的悟性，学啥像啥。上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热刚起来的时候，别人还仅止于谈论，他已然能写出一手纯熟的沈体小说了。中学读过的一些古文名篇，在他的笔下常化为一篇篇别有韵味的散文，比如那篇“与小妹书”，就颇得韩愈《祭十二郎文》的韵致。中外名家的著述，未必深入其中，随手翻翻，也就能取精用宏，堪称神似。有篇文章说，平凹书房的墙上挂着几个作家的小肖像，计有列夫·托尔斯泰、苏东坡、乔伊斯、张爱玲、海明威、沈从文。没有挂上的，他喜欢的作家还有鲁迅、林语堂、博尔赫斯、福克纳。心之所喜，常是性之所适。看看这几个作家，不难寻按出平凹早年风格变化的轨迹。如今挂在墙上，说是师法，莫若说是一种纪念。也不是没有例外，海明威的简削，鲁迅的冷峻，都是他没有的，也是与他的性情不相宜的，只能说是从俗罢了。中国的作家谁敢不尊崇鲁迅？外国的作家中怎么能少了海氏？
悟性好，模仿力强，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会读书，别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读书，始终停留在一个低浅的层面上，学习写法，学习文句的摆布。早年的读书，更多的是一种点化，点化了他的心智，点化了他的灵性。中篇小说《天狗》，可谓贾氏的典范之作，人物、题材、环境、纠葛、语言、情致，融为一体也化为一气，袅袅上升，直抵天庭。
骤然而至的成功，给了他错误的指引。读书是别人的事，他只需要去写。或许也还读书，却别有所图。深刻，我想起了这个要了多少中国作家命的冤孽。在这上头，聪明的贾平凹岂肯甘于人后。你会深刻，我能不会？作家有不同的材质，也就有不同的造就。不是谁想深刻就能深刻的。有悟性、善模仿的人，多非深刻之徒。或许有人会说；平凹有他的佛，有他的道，同样也能臻于深刻。不对，佛、道，都还是一种悟。如果说深刻是一把刀，学识则是它厚重的刀背也是它锐利的锋刃，有了这厚重的锐利，才能捺进事物的腠理。
要说平凹还像先前那样的读书，我是不信的。太忙了，不需要了。非是臆测。看看他的书房，就知道我的言之不妄。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还是要多读书（2）
他的书房在西北大学的一个单元楼上，四层，两室一厅。有这么大的书房，真让人羡慕。整个房间的陈设是这样的：客厅里两口大瓮摆在屋子里。地板、桌子、玻璃橱的柜子，满是他多年来拾掇来的石头和陶器，不计其数。里间即写作间，“最醒目的两个书架，横竖挤满了他的百余种著作——国内版，海外华文版和译文版，每种仅存两本或三本，再多的就是盗印版，盗版最多的书是《废都》，有四十几种”。（穆涛《走近贾平凹的写作间》）
由此可知，早年看过的书，早收拾到别的地方了。不必说是自恋，也不必说是炫耀，是他的家，是他的物件，他愿意怎么摆放就怎么摆放。只是，我们却不能不有我们的疑惑。
这还是一个作家的书房吗？
再看他给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吧。
给书房取名字，多是什么斋啊，什么屋啊，他取过名字“上书房”，因为房子高，要上楼才见到。现在他的书房叫“大堂”，意为“一人堂”。“大，一人也；堂，尚土也，他认为自己和“土地”关系紧密，并如此解释了自己的出身：“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般，那是乌在了骨头里。”（佚名《贾平凹的书房》）
记得平凹早先曾给自己的书房取名“静虚村”，也还说得过去。如今却是什么“上书房”、“大堂”，俗倒在其次，主要是缺乏常识。上书房，仍是太子读书的地方，你爸爸又没当过皇上，你的书房怎么能叫上书房？大堂，更是莫名其妙，说是可拆为“一人尚土”，可字面意思明明是官衙，西安市文联主席，就是加上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再加上全国政协委员，也没到开府治事的份上吧？起室名是很儒雅的事，用拆字先生的办法，就是野狐禅了。若翻翻陈乃乾先生编的《室名别号索引》，看看前贤们怎样起室名，断不至于闹这样的笑话了。王安石说欧阳修“此老果不读书耶”，看来平凹确实是不怎么读书的。平凹常爱说自己是农民，也大可不必，谁又说你是工人了？
平凹已誉满天下，就是从此辍笔不写，也足可笑傲王侯。若要继续写下去，还是要多读书。才气有竟时，而读书如日暮秉灯，最便远行。我已老迈，勉力写作纯因生计艰难，然而，于公于私，最喜欢的还是当年有过交情的朋友，能有更大的造化。君其勉旃！
且化浓墨写春山
——漫评贾平凹的中篇近作
一
承平凹惠示，知他今春在几个地方发表了几个小说，且都不短，夫所谓中篇小说者是也。近日颇得余闲，索性连他去年发表的两个也一并找来看了。这样集中地看一个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我还是头一次。原打算给平凹写封信，谈谈自己的印象也就罢了，又觉得太亏，遂决计写成文章还要投寄出去。
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看作品时，顺便看了几篇评论文章，觉得有话要说。
那几篇评论文章，都出自名家的手笔，又都在大刊物上发表，分别对平凹的几篇作品，表示了这样那样的意见。不用说，都是极为爱护，极为赞赏的。然而，在褒奖之中，却或多或少地飘逸出一种“这孩子可走上正道啦”的味儿。不知平凹作何想法，我是期期不以为然的。
平凹一步入文坛，便以他那清新悦耳的笑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那篇被论者誉为堪与蒲松龄的《婴宁》媲美的《满月儿》，发表之初，我便看了。在大多数作家尚未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满儿那近似疯野的笑声，宛如一阵带着温馨的清风，拂过人们焦渴的心头。于是作者一举成名，成为海内瞩目的文坛新秀。此后他的短篇小说，几遍于国内的大小刊物。后来写散文，也是遍地开花。现在写中篇，亦复当年气势。
短篇小说、散文、中篇小说，可说是平凹创作上的三个时期，虽互有交错，大致仍可看得分明。他的短篇小说，大都是写山里人的生活，第一个集子名叫《山地笔记》可证。也写过一些其他题材的，我记得的就有一篇是写一个丈夫在妻子临产时的焦灼心情，似无深意，但毕竟是写出了一种情绪的浮动。他的散文，应以《静虚村记》为代表，我就是看了这篇才开始注意它的作者的。一个当代青年作家，能写出这样恬淡清新的文字，着实令人吃惊。即使那些带哲理味儿的小品，也都是自然生发，并无故作高深的傲态。
短篇中的写情绪，散文中的写哲理，都是漫漫长途中的左右求索，很难说是误入歧途吧。或许正是这两方面的尝试和积累，才使他现在的中篇创作，既非短篇的连缀，又克服了轻浅的缺陷，显得丰盈多了，也深沉多了。
纵观平凹的创作，是蓬勃向上的，也是积极健康的——他走的原本是一条正道，一条有才华的作家几乎是必然要走的正道。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娴熟而又顽皮的骑手，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四蹄翻飞，忽左忽右，间或还尥个蹶子。别人看着担心，而他自家的身子是坐得稳稳的，脸上说不定还带着开心的微笑呢。
二
我这次看的几个中篇，以其发表顺序是：《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天狗》，《冰炭》。
对《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论者大都先肯定了思想上的正确：前者写了农民致富的艰难，后者写了新旧思想的冲突。怎么能这样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呢？
道理不是这个道理，文章也不是这个做法。
政治家提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无疑是必须的，正确的。评论家若由此衍化成思想性和艺术性，那就大谬不然了。思想性等同于政治标准，思想性和艺术性各有所司或仅止于艺术地表现出来，势必导致文学创作的浅薄和概念化。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应当是一个文学概念，不应当是一个政治概念。对艺术作品的一切分析，都只能从分析艺术着手。正像政治可以涵盖一切政治活动一样，艺术也可以涵盖一切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包括它的思想性。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玄奥的哲理，都必须是艺术的有机成分，与情节浑然一体，互为表里，绝不仅仅是什么艺术地表现出来而已。艺术不光是手段，它也是它的目的。
这么说不是怠慢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了吗？不是的，恰恰是对思想性的尊崇，真正的尊崇。一部文学作品，除了文字和标点符号组成的有意味的形式而外，还有一种洋溢于作品之上，回荡于字里行间的东西，古人称之为意境。而思想，则是艺术的升华，意境的凝聚。意境使文学作品区别于一般的文牍，思想又使文学作品有了高下之分。我们说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是有思想的，不正是对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的赞誉吗？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说，作为文学概念的思想，只存在有与无，强与弱之分，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正确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那是另一个范畴的事，应由别的概念来作质的规定。
《鸡窝洼的人家》等作品在政治概念上的正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这种正确，是随便一篇社会论文或者通讯报道都能达到的。这种对文学作品一入手先作政治判决的做法，亟亟应当改正过来了。
倘若以上的阐述，还能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