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光环没有阴影，名人之后就是大赢家了。可惜好多名人之后，不懂得这个道理，常做些让社会失望也愧对先人的事。
在众多的名人之后中，梁从诫先生算个本分人。平日不甚张扬，他有自己的人格涵养；奔走于自然环保的宣传，他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优秀的父亲，优秀的母亲，还有一个更为优秀的祖父，他应当比一般的名人之后更为光耀，更为张扬。这是很难得的。
然而，智者千虑，或许会有一失。当台湾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大陆热播之际，他沉不住气了，说了一些本来不必说的蠢话。最掉份的，是说徐志摩一九三一年机毁人亡，对徐来说是好事，要不的话，徐会同陆小曼离婚，感情上肯定要回到他母亲林徽因这里来，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别人看了这句话，或许不会觉得怎样离谱，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对徐、林之间的感情纠葛是做过一番研究的。当然，儿子对母亲的爱护，对父亲的维护，这心情我是能理解。
理解并不等于认同。徐志摩爱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爱他（梁从诫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只是说林徽因也很心疼徐志摩，不忍心伤害他），他飞机失事死了，是天遂人愿。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那些处于这样的感情纠葛中的男女任何一方的儿子，都可以诅咒那或男或女的另一方暴亡了。人不能这样狠毒。
在徐、林的感情纠葛中，徐志摩是否爱过林徽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徽因爱不爱徐志摩，再进一步，会不会因为爱徐志摩而跟梁思成离婚。梁从诫先生认为绝对不会的，母亲那样爱父亲，怎会因他人的介入而与父亲离婚呢？当年好多人也是这么看的。然而，有了后来林徽因与金岳霖的那档子事，怕任谁也不敢说那样的话了，包括梁从诫，可梁先生还要那样说。
名人之后如何看待自己的长辈，我的看法是：对长辈的功业可以评判，对长辈的品质也可以评判，对他们感情上的事，还是取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最为豁达。须知在这上头，这世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梁从诫先生不该这么说（1）
接连在《文艺报》和《南方周末》上看到梁从诫先生的答记者问，说不管徐志摩再爱他的母亲，林都不会爱徐志摩。作为一个儿子，这样的话是可以说的，但是有些话，就不该说了。比如在说到徐志摩的死时，梁先生说：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一九三一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五月六日《文艺报》）
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飞机失事烧死是好事。梁先生是有文化的人，说这样的话就不尽人情了，效果也不好。比如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一九三一年夏天在北平，徐、林之间的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且看林对徐的感情到底有多深，是不是到了爱的层面上。
一九二四年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进出会场，一起演出戏剧，不必说旧情复萌了，就算是一切重新做起，那感情就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五月二十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上，徐志摩正在给林写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冲过去要递给车下的林，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了，一把抢过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这封信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七十年代，香港学者梁锡华去英国访问，恩厚之让他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五月十七日）晚上，两人是在一起的。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到了美国，林徽因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一九二七年春天，胡适来到美国，三月十五日林给胡的信中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
徐志摩遇难后，林徽因对与徐志摩的情感，几乎一点也不隐讳了。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初一），林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ina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幸运）或Sorry（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的）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不用品味，说得明明白白。“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能仅仅是友谊吗？感叹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不就是感叹有情人没有成了眷属吗？
他们的相爱，是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是给她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已变成一种激励在她的生命中，使她变成倔强，她绝不因此而惭愧。对于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还能让她怎么说？
徐死后，林先写了篇悼念文章叫《悼志摩》，后来还写了一篇叫《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可能写得多明白。一九三二年夏，她写了首诗叫《别丢掉》，直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登载。这首诗却是大可深究的。全诗为：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 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那真！
一样的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都不可能是别的意向。“回音”二字，直可说是“徽因”的谐音（原来就叫徽音）。
我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从《中国时报》（台湾）的复印件上抄下的。我把它和梁从诫编的《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中的该诗详细对过，什么都一样，就是“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成了“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我没有查《大公报》，但我相信报上是“有”，因为梁锡华先生不会这么粗心。若是梁先生改的，那就说不过去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梁从诫先生不该这么说（2）
徐志摩已经死了，不可能再来印证梁先生看法的不妥。梁先生的话自然也就成立。如果另有一个人接着志摩的事业做下去，林会怎样呢？至少也是一个参数。下面这件事，是梁先生的继母林洙女士说的。
文化界的人，几乎都知道，哲学家金岳霖，因为爱恋林徽因而终身不娶，更为奇妙的是，这位金先生几乎是“逐林而居”，梁家住在哪儿，他也前院后院的住在哪儿。
林洙曾问起金岳霖终身不娶的事，梁思成笑了笑说：“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一九三一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