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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本溯源，不能不感念张颐武那篇千把字的短文。壁立的狂澜，这么轻轻的一拨，便挽之于既倒。
一文千字，天下底定。张颐武纵然受点处罚，也是值得的。天下没有那么完满的好事。
马桥事件：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一
中国的文学从来就离不开中国的政治。想逃走吗？一把就捉了回来；嘴上说不亲吗？一头又扎进怀里。
最能说明这种亲密关系的，该是现当代文学史与政治史的同步同调，比如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马上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始。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天安门周围早就埋伏下几百个作家，只等广场上的红旗升起，马上就端着各自的作品冲了出来。文学属于文化的范畴，政权的更迭可以一夜完成，文化的演变也能一夜奏效吗？
因此之故，对那些把文学时代与政治时代紧紧捆在一起的做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一个政治时代必须产生了它那个时代的文学，才是它那个时代的文学的开始。倒过来，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也不必就是一个政治时代的终结。它们之间若有联系，也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表象的。
文学有它独自的特质，文学时代也就有它独自的起迄。
新时期文学的起始，要比粉碎“四人帮”晚两三年。有人说起自刘心武的《班主任》，不无道理，总不太准确。若压制人性，扼杀人性是“文化大革命”的精髓，而复苏人性，光大人性是新时期文学的使命，还是《爱，是不能忘记的》，稍后一点发表的张洁的这篇小说，堪称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据此不妨说，新时期文学就是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北京文学》刊出这篇小说开始的。
新时期的那个新字，当初是为了区别与十年“文革”，也是为了否定十年“文革”，几乎是不假思索，众口一词就喊了出来。用的时间长了，人们才发现，这个“新”不光是对旧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常态的期盼，向常态的过渡。就好像老房子拆了，重盖起的房子叫新房子，但你不能老叫它新房子，总有一天得叫它房子，两年三年不行，十年八年总可以了吧。
是基于这种心理，或许还得加上中国人对“十”这个数字的敏感，当新时期文学行进到十年这个坎上，许多优秀的或自认为优秀的评论家，都在思谋着该给这十年一个怎样的勘定，最好是一个庄重的名词加上一个响亮的形容词，组成一个庄重而响亮的词组。让历史在记住这个庄重而响亮的词组的同时，也顺便记住他们那未必庄重而响亮的名字。别笑，不是挖苦谁，我当年都动过这个鬼心眼。这是一种史家意识，原本也就没错。
错在计算的不精确，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上的新时期同步计算了：一九七六到一九八六这么十年。于是，在新时期文学还没有任何结束的征候的时际，一时间涌现出许多要给新时期文学画句号的大块文章。其尴尬可想而知了。
他们的失着还在于，对新时期文学的特质，没有足够的体察与认知。
二
新时期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呢？
是模仿。这是一个模仿的时代。
这样说并不否认它曾出产过好的作家与好的作品，就好像我们说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并不否认它曾产生过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优秀作家一样。
对新时期文学的这一特质，近年来，许多学者和作家都注意到了。
马桥事件中，最早提醒中国文学界，《马桥词典》之前已有《哈扎尔辞典》，且提出“难道除了作家本人，热情出版研讨《马桥词典》的居然都不知有一部《哈扎尔辞典》”质疑的陈瑞元先生，已从“借鉴”的角度，接触到了新时期文学的这一特质。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新时期文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外国当代文学借鉴史，仅《百年孤独》头一句“许多年之后……”不就被无数中国作家借鉴引用吗？（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六日《文艺茶座》）
《马桥词典》的作者，对外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常常别有会心的韩少功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种模仿的可悲。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夜行者梦语》第19页）
最近《中华读书报》上，正在开展“如何认识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的讨论。从已发表的几篇文章中看得出来，评论家与作家之间是有分歧的。评论家批评作家不该过分强调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而作家偏不买这个账，说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陈村一本他以往的幽默与辛辣，在题为《幸亏有个外国》的文章中说——
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根本不是秘密了。老一点的知道苏俄日本，小点的知道欧美，再小点的知道全世界后还知道本国的海外港台。不知应该庆幸还是遗憾，学习者虽多，反正没出过某外国作家的传人，大家只敢一点点地学，似是而非地学，将他们中国化本地化了。曾有呼吁作家学者化的声音，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学者。（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中华读书报》第十一版）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一文千字天下底定（2）
对这个问题，我的关注就更早一点了，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得心应手》一书中，曾说过——
在与外界隔绝了数十年之后，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学又一次复苏，习惯上我们把这一阶段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一个最大特征便是模仿，从观念到流派，从风格到写法，从构思到文句，几乎没有不模仿的，有人甚至靠模仿卓然成为一时的名家。（韩石山《得心应手——作家的训练》，北京燕山出版社）
不必责怪作家们，此中有其必然的缘由。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一致，大致说来，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至今，一百五十年间，经历了现实主义的确立，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几个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其一致的一面。而我们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文化隔绝，其中还有十年之久的文化灭绝，一朝起步，就要直奔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不模仿怎么能行？
凡事都有个限度，还得光明正大。若违背了这两个原则，那就非出事不可。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马桥词典》出来了，马桥事件发生了。
三
细心的人还会记得，在马桥事件之前的一两年间，中国文坛上有场“人文精神讨论”。
所谓的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古人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当此物欲横流之际，知识分子要担负起匡正时弊，振奋民族精神的重任。
应当说，提倡人文精神，八辈子都错不了。关键在于提倡者是什么人，攻击的又是什么人。
在这场争论中，表现最差的是王蒙，在回答王彬彬的批评时，竟说什么和名人差多少级别，跳起来都吐不到名人脸上这样的昏话。直让人疑心智商出了毛病。
若就此打住，这场讨论可谓大获全胜。偏偏有人见不及此，当马桥事件发生时，以为张、王不过是一伙草寇，挟其余勇，便可一鼓荡平。就是这一念之差，攻守之势异矣。
不妨说，马桥事件是“人文精神讨论”的深化。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的良知，都要落实到个人品质上来。你不能说你是为了中国的文学走向世界，明明外国已然有了的文学形式，且此前已翻译到中国来了，还要说是独创。更不能说，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咱们该一起去蒙外国人。你不和我一起去蒙，你就是叛徒，就是汉奸，就是投降。
韩少功忘了自己背上背的是个什么东西，正大摇大摆地走过街市。
张颐武、王干越看越气愤。
这就注定了，中国的两位一流评论家，与中国的一位一流作家之间，要有一场遭遇战。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最后一役，必须是高手之间的较量。一方是最著名的现代派作家，一方是最著名的现代派评论家，争论的焦点恰在创新与模仿的判定。
这些都是事后的分析，推断，当时一切都在茫然之中，都在不经意间进行。历史常常是这样，你想做的事做不成，你未必想做的事，他却放在你的肩上。罡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篇千字小文，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最终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
张颐武若是知道他的这篇小文会有这么大的功效，他一定会把它写得更好些，至少措词更准确些。只怕那样一来，他也就没有这“只手定乾坤”的功业了。少了偏激，也就少了锋芒，少了锋芒也就无人理会。此中的尺度谁也把握不住，只能归诸天意。
“你不是讲人文精神吗？先看看你的人文品质再说！”我不知道张颐武和王干两位心里有没有这么说过，我想没有，若想到这儿，他们会凶悍的多，也就不得人心的多。
他们不过是在调侃一下，顶多是嘲讽一下。起初他们甚至以为是闯下了大祸。无人策应，无人声援，真可说是举步维艰。是众多的读者看不过眼了，才假以援手。等到韩少功提出起诉，人心的向背就十分明显了。官司的输赢，反倒显得无足轻重。
在马桥事件中，有个现象很值得回味，那就是声援韩少功的，绝大多数都是韩少功的部属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