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倒教我作难了。
跟童志刚的争论，我已决计不再多说一句话。有话我想将来见了面再说。现在不得不说两句了。
外人或许不知，大约十年前我就跟童志刚相识了。我去了武汉，在一个朋友家里喝酒，他和他的夫人都去了。至今我还记得他那诚挚的面容。这次争论，起初我确实不知道，写《“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的伊万便是童志刚。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了我真相，知道了真相，我便生了“教训”一下志刚的念头。文章是那样写了，平心里说，我仍觉得他是个厚道人。他再刻薄也刻薄不过我。因此，不管他后来在几家报纸上刊出了同一篇反驳文章，又在他编的《今日名流》的编后中挖苦我，还“奖”给了我一册刊物（我已收到），所有这些，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作家之间，打打笔仗，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开了，不过是一种笔墨情趣。在给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的信上，我还请这位朋友捎话，但愿下次去了武汉，童志刚能请我喝酒，他如今成了主编，我没出息还是个普通作家。
再说杨建武同志的这篇文章。
文中，杨同志痛心疾首地说，韩、童二人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坛上的一种堕落”，“一种报复的心理”，“是文坛上的一种悲哀”，“反映了一部分人心灵上的空虚”，“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歌颂欣欣向荣的时代主旋律、歌颂人民群众的英雄行为方面来，而是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相互‘棒杀’，这就有违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于是杨同志大声疾呼：“文人们，请不要‘相轻’了”！
这些都从何说起呢？原本没什么的事，让杨同志这么一说，似乎我和童志刚都成了人民的罪人。只是这些生硬的道理，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就因为我们写了几篇争论文章，党的文艺事业就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吗？
只看了这几篇文章，怎么就敢断定我们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歌颂时代的主旋律，歌颂人民群众的英雄行为方面？按这个逻辑，我只看见杨同志这一篇文章，杨同志准是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新闻事业上，而“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争输赢，论短长”，准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新闻工作者也是文人，一看见别的文人争论了几句，就说是“堕落”，“空虚”，甚至扣上了“有违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这样的政治帽子，这不也是文人相轻吗？哪有一面说自己是新闻工作者，一面又将自己置于文人之外的道理？
若杨同志写新闻报道，只承认自己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而不承认自己是文人，那么我就要说，我是党的文学工作者，童志刚是党的刊物工作者，我们都不是文人，不是文人，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相轻不相轻的问题了。只是这样一来，杨同志说别人是文人，怕就是恶意的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古人也有这么说的，岂止是小小的“相轻”。
文章的末尾，杨同志作出公道人的样子，说“我并不认识童志刚和韩石山二位文人，也从未拜读过他们的作品”云云，错了，《韩先生教你写文章》，就是韩石山的作品，你明明“拜读”了，怎么能说“从未拜读过”韩石山的作品呢？文章就是作品，作品就是文章，这也要教一教吗？
看了上面这些话，杨同志又要说这是“文坛上的一种堕落”了，又要感到这是“文坛上的一种悲哀”了。若真是这样，“堕落”的也只是我一个人，可“悲哀”的也只是我一个人，与整个文坛无关。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纵然如此，我仍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笔墨情趣，但愿杨同志能不在乎这些“鸡毛蒜皮问题”。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韩石山酷评——鲁迅
对鲁迅，不能说是批评，只能说是研究，当作一门学问那样地研究。既是研究，只能说方法的对与错，材料的真与伪，不能说结论。方法是对的，材料是真的，得出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你不能说，只有得出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这样一个结论，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旁门左道，就是犯上作乱。那样的话，就不是研究了，只能说是命题作文，不，连命题作文都够不上，命题作文还讲究个发挥，这是连发挥都不行，只能说堪比封建时代的鸿胪传唱，遵旨行事。
解放后，鲁迅研究成了显学。研究鲁迅是要有资格的，不是谁想研究都可以研究。当然，你可以偷偷摸摸地做。比如解放初期，你是研究鲁迅的，且卓然有成，到了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再要研究鲁迅，怕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了。不用别人说，你自己先就觉得不配。这样的显学，本来我是不想碰的。先前是不够资格，后来经得多了叫我做也没那个兴趣了。岂料，一句不经意的话，让我决定碰一碰这门显学。
二？誘？誘一年四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邀我做次演讲，按惯例，讲完之后都有一段时间的交流，就是听讲者提出问题，演讲者即席回答。有个朋友提问，说，你对鲁迅的书和胡适的书有什么看法，这种即席回答，一定要简洁明快，我当即说：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学问的。演讲录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引起好些人的不满，有的写信斥为狂悖，有的著文大加嘲讽。我是说得简略点，但自信没有大错。后来在别的演讲中，曾就这个话题做过发挥。再后来，就提出了“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命题。还有一个说法，也是让那些敬仰鲁迅的人大为不满的，就是我曾多次说过，几十年来，我们拿鲁迅作品对全民进行教育，没有起什么好的作用。中学课本上的鲁迅作品，选得太多了，不符合课本选文的通则，已经引起教师和学生的反感。不幸的是，过后不久，又因为一篇《鲁研界里无高手》，引起了鲁研界的严厉批评。
这样一来，我就觉得，不认真研究鲁迅不行了。于是二？誘？誘五年春天，便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全书二十余万字。有两三章在我编的《山西文学》上登载了。登载第二章时（《山西文学》二？誘？誘五年第六期），在《作者附记》中，说了这样的话：
写作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切都必须限定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用学术的方法，得出学术的结论。所以不涉及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事，是因为我认为从那时起到去世，鲁迅完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评价，也应当用另外一种标准评价，不属于我所关注的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既然说鲁迅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有待转变或正在转变中，那么就应当允许做学术上的研究与评价。
收集在这里的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讲演录，是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讲的，两文章中，《也谈鲁迅的买书》，是多年前的一篇随笔，其时我还未介入鲁迅研究，只能说是偶有所得，就写了这么一篇。《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的最后一节。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关于鲁迅的两种评价（1）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我来谈谈我对鲁迅的看法。不是要宣传我的观点，是想介绍我的研究方法。
我的讲题是：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来之前，对一些说法，想找几个较为确凿的证据，翻了几本书，一下子还找不到。我是说没有找到确凿的，不是说没有找到。
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好找，就在毛主席的著作里。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好找，因为这已成了民间一种共识。人们说话、写文章，顺口就说了，就写了。比如王朔在他那篇《我看鲁迅》中就说，“人们加在他头上的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骨头最硬！”王朔不是学界中人，他的说法最能代表民间的看法。这种共识，不是民间自发的，是学界的人种植的，灌输的。
学界呢，毕竟是学界，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绝不会说的这样确凿。它的说法总是含糊的，但倾向性又很明确。我们看看学界的说法。
张梦阳编的那套《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是很权威的，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他在“文化新军”前面加上个“五四”，这样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了。毛主席说文化新军就是文化新军，没提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说了五四文化新军，接着再说主将，就给人造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印象。可是你要责备他却不行，他会说，我说的是“文化新军”呀。这样说，你们听不清楚区别在什么地方，下面说了毛主席的评价之后，就会明白的。这区别是很大的。
再举一个含糊的例子。王富仁在鲁研界是个大腕级的人物，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先看毛主席是怎样评价鲁迅的。毛主席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