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鲁迅买书是很仔细的，并不怎么大方。
记得在一篇文章里，说是要买一部《四部丛刊》还是什么大型丛书，书商索价400元，他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买。那时鲁迅不过五十出头，绝不会想到几年后就去世，当时已到了上海，正是他稿费最丰的时期，给了同等条件下的读书人，准会毫不犹豫就买下。鲁迅一生藏书的数量，北京、上海两地的合在一起，估计不会超过三万册（卷）。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很大，若考虑到相当一部分是线装书，而线装书的卷数是无法跟新版书的册数相匹配的，那个总数又要打很大的折扣了。
从全集所载书账看，鲁迅一生买书，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一二年到北京至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南下，为第一时期，每年买书款相当于他在教育部一个月的薪水（300元）。一九二七年到上海至去世，为第二个时期，因为北京的书没有带出来，生活安定下来后，便大量买书。这里只说整数，一九三？誘、一九三一年两年最多，分别为2404元、1447元，其他年份数百元不等，没有上千的。
再看看几乎同时期的作家学者，就知道是怎样的境况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钱穆应聘到燕大、北大教书，先还是在图书馆借阅，后来大量购藏图书，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五年购书逾五万册，二十万卷”（罗义俊《钱穆传略》）。
这相当于鲁迅的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可找个对比的。
据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五日（中秋节），“这一个节上开销了四百元的书账。南阳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余元，我开了他一百六十元”。那时有名分的读书人买书，都是先记账，到了节上书商来家里收钱，买者也不是全给，能给半数就不错了。从后一句话看，欠270元，只给了160元，等于是给了六成。共开了400元，等于买了600元的书。一年按三个节算（端午、中秋、春节），则全年是1800元。比鲁迅同期的书账开销，几乎高出12倍。一九二二年鲁迅日记遗失，按前后两年的平均值算是143元。
再将鲁迅购书款占其收入的比例，与我们当今读书人的相比，就更有意思了。
北京时期，不算稿费收入，光在教育部当佥事的月薪，加上在北大等校教书的月薪，不少于400元。这期间，每年买书款平均是245元，每月合20元，占月薪的二十分之一。我们现在一个正高职称的读书人，月薪是800元，二十分之一是40元，也就是说，只要每月买上两本书（一本按20元算），就比得上鲁迅在买书上的开销了。而买两本书，据我所知，一般的读书人都能做到。
末了得补充一句，这是不能比的，因为钱跟钱不一样，那时是银元，现在是人民币。钱不能比，人总可以比吧，似乎也不能比，那是鲁迅，我们不过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只有这个比例和按比例算出的钱，还有那点钱如今能买到的书，是确凿无疑的。有这几条，也就不妨比一比了，比了也不是要说什么刻薄话，只是想一想怪有意思的。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1）
不必一一翻阅眼下通用的中学课本了，手边有段崇轩、傅书华合著的两本书，一本叫《初中语文名篇双解》，一本叫《高中语文名篇双解》。据作者说所选篇目均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颁教材。经查对，还有五篇未选。现将未选的篇目补齐，这样现行中学课本上所选的鲁迅著作就都有了。
初中课本上的篇目是：《社戏》、《故乡》、《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阿长与》、《“友邦惊诧”论》、《鲁迅自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高中选的篇目是：《药》、《祝福》、《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呐喊·自序》、《拿来主义》、《灯下漫笔》。
以上共是十七篇。也就是说，一个少年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年中，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学得最多的就数鲁迅了。这个多，不是相对的多，可说是绝对的多，其他作家，能选这个数字的零头，都可说是很多了。鉴于此，说中学语文课上，主要是学习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
当然，以上篇目，并非一成不变。我上过中学，也教过中学，一九五九年上初中，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一九七？誘年到一九八？誘年教中学语文。在我的记忆中，还学过、教过《一件小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答北斗杂志社问》等篇。前面所列的现行中学课本上的许多篇目，我上中学时就学过，比如《社戏》、《故乡》、《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友邦惊诧”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药》、《祝福》、《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可说几十年来改动不是很多。鉴于此，说几十年来，我们的中学生在语文课上主要是学习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
我不是说鲁迅的作品，一篇也不要上中学语文课本，若是像郁达夫、朱自清那样，选上一两篇，是可以的。就说是个优秀的作家吧，选上三四篇也说得过去，像现在这样一选就是十几篇，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更为奇怪的是，所选篇目又集中在《呐喊》这本小说集里。这本小说集，连上《自序》，共收入十五篇作品，而中学课本上选入的有六篇。
中学课本上，这样大量地选鲁迅的作品，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怕也不会同意的。他知道他的作品，适宜中学生读，还是不适宜中学生读。
仍说《呐喊》。这个小说集，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北京新潮社印行的，到了年底，因为销量好，新潮社要印第二版，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迟迟不肯同意，当然后来还是同意了。这迟迟不肯同意的原因，孙伏园知道了，便以“曾秋士”为笔名，写了篇文章在他编的《晨报副刊》上披露。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刊出，题为《关于鲁迅先生》，其中第三节专谈此事：
鲁迅先生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的原因闻有数端。一，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作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子选读《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我说，《狂人日记》末了明明写着“救救孩子”，那么至少要有孩子的人才有看《狂人日记》的资格，孩子自身何必看他。
二，他说《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他说中国人现在应该赶紧读外国作品。
从这段文章可以看出，鲁迅不愿意让他的这本小说集作中学的课本，是举了《狂人日记》的例子，绝不限于这一篇。其原因，他说是因为自己对人世的悲观，不愿意这悲观的情绪影响了中学生的健康成长。没有说出的原因，我们还可以推测出对人世的冷漠，甚至绝望。此其一。再一个是，他知道他的小说从艺术上说，不是多么成熟，不过是学习了一些外国小说的技法。《呐喊》之所以畅销，获得世人的赞赏，实在是因为“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一旦思想开放，多读译作，他的这些技巧，也就不足为奇了。读读可以，若作为中学课本，说不定会贻笑于后人。应当说，鲁迅在这点上是清醒的，是对社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
有人会说，这不过是鲁迅的谦虚，怎么可以当真呢。除了鲁迅，谁还能写出这么好的小说。
这样说，是不知道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和剧本，这几种文学样式，是新文化运动初期，才传入中国的，或者说，才有中国作家尝试写作的。其技法，都可说不很成熟的。在众多的尝试者中，只能说鲁迅会借鉴，有新意，写的比较好，不能说他的小说艺术就达到了纯熟的地步。这是从新文学的尝试一面说的。另一面，鲁迅的小说有许多中国旧小说的因素，这就是所谓的魏晋笔法。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小说，借鉴外国小说的立意多些，而借鉴魏晋小说的笔法多些。不注重社会环境的描写，不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寥寥几笔，刻画出人物的言行，生动传神，止于达意，就行了。这样的小说，说是新小说，实际上旧小说的成分是很大的。这是单就小说而论，其他样式的作品，如散文、杂文，也都有不宜入选的理由。
对上面所列的中学课本上的选目，就不一一详细论述了，只需捡主要的几篇，简略地指明其不足与不宜，便知中学课本上选这么多鲁迅的作品，是多么荒唐了。
《社戏》，这篇作品，是作为小说选入的。可以说，它就不是小说。说是散文，都有些勉强，只能说是随笔，只是后半部分写孩子们在晚上去看社戏的情节，也还生动传神罢了。全文五千五百字，前面写在北京看京剧的部分，占了将近三页，约二千字，三分之一强。这样的比例，对一篇小说来说，先就是大忌。若说是一篇散文，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先写在北京看戏，再过渡到在故乡看戏，是自然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