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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吃了哑巴亏。他不说话，是有苦难言，是他的颟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的清白。
孟繁华不是在为“百年文学经典”辩护，也不是在为谢冕辩护，他是在为他自己辩护。他捅下的窟窿，想补上又不愿意认错，只会是越捅越大。
孟繁华哪管什么学理，他只是变着法儿讲歪理。连歪理也讲不通，是邪理。
在这次论争的人前人后，字里字外，孟繁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两套书以及有关人士，是给了我这个不入流的作家一次骂名人、出大名的机会。谢谢，你确实给了。不是你惹下这么大的乱子，我一个穷书生，凭什么先批评一位北大的教授，如今又批评一位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吓死都不敢。
不过，仅仅是虚长几岁，我仍要劝告孟繁华先生，年轻人错上一次不要紧，改了就好。国家培养一个博士不容易，应当珍惜自己的前程。现在你还有半次机会，再这样狡辩下去，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不是说这次，是说以后。你也许不需要以后，光这次就能名垂青史，至少是学术史。我只是个普通作家，不会给你什么机会。我没你那么大的本事，想给也给不了。
顺便给你改个错。访谈录和文章里，你都用了“选学妖孽”这个短语，通常它是和“桐城谬种”连用的。这里的“选”字，是指《文选》这本书，选学是指“文选学”，不是编选学。若选学是指编选学，那么你们搞社科的人常说的“红学”，就该是红色学，“钱学”就该是钱币学。问问文学所里的老同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最后要说的是，我再不会为此事写文章了。我年龄大了，正经事多得很。噢，忘了，前两天还写过一篇劝告徐文海的文章，登出来你也看看。他的毛病你也有。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韩石山酷评——中国文学
我这人真是够缺德的了，用北京话说，是缺德带冒烟儿。钱锺书先生那样的博学鸿儒，我一下笔就大加诋毁，汪曾祺先生那样的厚道君子，也是那样的讽刺挖苦，路遥先生曾组过我的稿，人一死马上就掘墓鞭尸。
这里又有三个更为恶劣的例证，且分别言之。
一，早在一九八？誘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刚刚开办，从全国各省遴选第一批学员，好些省份都没有，山西就我一个。而在《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一文中，我竟说它是个文学写作的扫盲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至于此！
二，我本人是个作家，还是靠写小说出了名的那种作家，但是只要看一下这篇《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就可知道我这个没有多少才华的作家，对那些勤勉写作且才华横溢且声名远播的作家是多么的嫉恨了。
三，最可恶的该是这篇《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我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也可说是某一军的副首领。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也可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兵，中国作家协会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机构，也可说是我们的最高司令部。可是，仅仅因为作家们平日写文章，或是各地作家协会的头头们出于工作的需要，叙述的方便，说了个什么军，明情是个比喻，甚至不妨说是噱头，我就当真了，曲意编排，大加攻击，且说出“热衷此事的是那些平庸的作家和同样平庸的各地作家机构的领导”这样毒汁四溅、杀人无算的话。
这个人，是没救了。
然而，我不后悔。因为我生在这个年代，我爱我的同胞，我爱我的国家。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1）
接连两天收到两本书，一本是《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本是《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前者寄我，因为我是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员，文讲所是鲁院的前身。后者是采编此书的郑实女士寄来的，她的夫君傅光明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
这半年编刊物，忙起来如同老板，闲下来又如同弃妇。这几天发了稿，正是弃妇期间，断断续续的，这两本书都看了。是怀着敬意看的。鲁院是我的母校，我是她的学生，母子情深嘛。浩然是前辈作家，撇开政治信念不谈，以他这两年表现出的那种决不改悔的铮铮铁骨，我是把他看作陈寅恪、梁漱溟一流人物的。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货色。
然而，人心之险恶，虽蠢笨如我，亦难幸免。看着看着，就想起了一位久为文坛遗忘的人物——高玉宝，同时想起的还有另一位，我说的是情况与高相似，而名声没有那么大的崔八娃。据前两年专程去西北某地，看望过崔八娃的一位记者说，此人完全成了一个文盲，问他过去写文章的事，已不记得了。我上小学时，课本上选有他俩的文章，高玉宝是有名的《半夜鸡叫》，崔八娃是《狗又叫起来了》，文末那句“屋檐外，天蒙蒙亮，村边的狗又叫起来了”，至今我仍认为是极富意境的文学语言。脑子怎么走的神，已无踪迹可寻，那结论却让我大吃一惊，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是不是正发高烧而不自知？
我的结论是：
浩然——一个还有点才气的高玉宝。
鲁院——一个要把高玉宝们培养成大作家的扫盲班。
纵然不发高烧，下面的论述能不能自圆其说，我仍没有把握。试试吧。
先看高玉宝是个怎样的作家。《新中国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上有这个词条，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一九二七年生。辽宁瓦房店人。九岁给地主放猪。十岁至十五岁从农村流浪到大连当童工，后当过劳工，学过木匠。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等。曾参加辽沈、平津、湘南、广西战役，多次立功。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途中，开始学习识字、写作。一九五一年初，以不凡的毅力写出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草稿。一九五四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一九五五年出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国内十多家出版社以七种文字出版，国外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协。一九五八年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一九六二年毕业，回部队工作，任文艺干事。曾任旅大警备区大连俱乐部主任，现为旅大警备区政治部创作员。
再看看浩然是个怎样的作家。同词典中也有这个词条，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原名梁金广。河北蓟县人。生于开滦煤矿。读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一九四六年起，当过八年村治安员、区团委书记等基层干部。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任河北日报记者。一九五六年任《俄文友好报》记者。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作协。一九六一年任《红旗》杂志编辑。一九六四年起在北京从事专业写作。是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东方少年》主编。一九九？誘年任《北京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苍生》等。
两人的革命经历大体相似。学历上稍有不同，高玉宝没上过学，浩然上过三年半小学和半年私塾。词典中半年私塾在后，三年小学在前，好像是上过小学再上私塾，想来绝不会是这样，该是先上私塾后上小学才对。浩然自己曾著文说，他只上过三年小学，成为这样的作家，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云淡了才会显得天高，水落了石头才会出来，为了达到这种比衬效果，学历不高的作家们，说起成就总是越高越好，说起学历总是越低越好。这或许是全世界文人的通病，中国作家似乎更厉害些。对自己上过三年小学，浩然心有未甘，成心要与高玉宝一比高低。《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文字，足以证之：
恰巧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之时，一个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就以一种移山填海之势，在中华大地展开了。设在蓟县城里的干部业余学校在西北隅，即独乐寺东北边一家倒闭的手工作坊里。我大步流星地奔向那里……老校长摘下老花眼镜，仔细打量我一遍，又有些疑惑地问，你还用到这种以认字、识数为主的学校来吗？我回答说，是呀，要当一名普通随大流的干部，不学也凑合够用。不过，我想搞写作，光认字、识数就远远不够了，我得加紧学习文化知识。不然的话，搞写作只能是做梦！……就这样，我又入了学。
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因为浩然上进心切，才来这种类似扫盲班的地方学习。不，以浩然当时的知识水平，他就得入这样的学校。就在入这个学校前，他收到《河北青年报》的退稿信，信上就说，他的作品“字迹写得潦草，错别字也很不少，所以稿子距离发表的水平还很远”。这样的水平，只配上这样的学校。
不管怎么说，浩然的成就比高玉宝大多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印了那么多，浩然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见该书封底文字）。且不说这里的“最”还有待查实，即使真是这样，也毫无意义。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就算真是这样，若以发行地域之广而论，不说别人，就是跟高玉宝比，还要稍逊一筹。高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当年国内十多家出版社以七种文字出版，国外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肯定无此殊荣。
至于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