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咏叹调’去吧！”每写完一个人的死事，都要惋惜地反问上一句：某某到哪里去了呢？
看完全文，给人的印象是，凡是和刘心武闹过别扭的人，都不得好死。
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里我说，这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
这样下作的文章，写上一篇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没想到刘先生又来了一篇。
这便是登在二○○○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上的《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其中第一条是：
要十分珍惜你的童贞。千万不要因为读了某些文字，便以为自己尚未解除童贞是落伍、保守、不懂得享受生活或丧失了个人自由。要把童贞献给真正的爱情与健康的欲望。我特别不希望你为“开放”而“开放”，糊里糊涂地在某一刻丧失了你的童贞。须知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的童贞一旦丧失便不可能有第二个“初夜”。
第二条和第一条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又往前推了一步，劝他的侄孙女不要“乱伦”，不要多人“乱交”。因为“乱伦的性行为至少是不正当的、病态的。多人乱交的性行为至少是丑恶的、变态的”。总之一句话：不要随便和人上床。
我不知道刘先生的这位侄孙女有没有父母，若有，她的父母看了这位堂祖父对自己的女儿的这些忠告，会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处置。最低限度他们该想到，你刘心武把我们的女儿看成什么人了，把我们这个家庭看成什么家庭了。你有这样的责任心，该去管教你自己的女儿，别在我们的女儿身上发泄这样丑恶的、毒汁四溅的性欲。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父母，归刘先生教养，那么这事儿就更蹊跷了。
别的不说，就说乱伦吧，普通词典上的解释，指在法律或风俗习惯不允许的情况下近亲属之间发生的性行为。若这女孩子有父亲，那么这个最易发生乱伦的人便是她的父亲，若这女孩子没了父亲，归刘心武教养，那么最易发生乱伦的人便只有刘心武这个堂祖父了。这样一来，教导这女孩子别乱伦，岂不等于是劝告她的父亲别奸污自己的女儿，告诫自己别打侄孙女的主意吗？
有些愚腐的人或许会说，纵然用词不妥，刘先生总是好意呀。
我不这样看。有些话是长辈该说的，有些话是长辈不该说的，有些话是该女性长辈说的，男性长辈说了总让人觉得别扭。这是一回事。只是个妥当不妥当的问题。比如女孩子应当讲究经期卫生，若母亲在，自然由母亲指导为宜，若没了母亲，跟前又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借重，当父亲的指导一下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然而，刘先生给侄孙女的忠告，绝不能作如是观。
从《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里，可以看出，时序虽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在对女性的认识上，仍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水准上。几乎可以说，一百年来没有什么长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除了对科学的提倡之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女性的发现。在这方面，倡导最为有力，论述最为翔实的是周作人。他的那些论述就不必细说了，且看这样几句话：
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性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我们要知道，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地重要，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Roue）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实在是很要不得的……从前的人硬把女子看作两面，或是礼拜，或是诅咒，现在才知道原只是一个，而且是好的，现代与从前的知识道德之不同就只是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极大的……（《北沟沿通讯》）
对刘心武这样的读书人，周作人早就看了个透辟。在《“半春”》一文中说：“中国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自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奇怪。”
这样的读书人，也就是道学家。在《爱的创作》一文，周作人有过毫不留情的剖析：道学家本来多是“神经变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己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
在这上头，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有过近似的论述。
说到这里，我怀疑刘心武有没有这样一个侄孙女，极有可能的是，刘先生不过是虚拟了这么个侄孙女，借以教诲（实则是污辱）中国所有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子。
如果说那篇《他们都哪里去了？》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这篇《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则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下流的文章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韩石山酷评——任芙康
这两篇文章，本来不该收在这本书里的，想想，还是收进了。在我的批评文章中，这是一个异数。它们不是我主动要写的，是应被批评者之命写的。我和任芙康是好朋友，一九九五年结识，十年来一直来往着。那年不知怎样说起来，应当为他的《文学自由谈》作些宣传，说，老韩，你就写一篇吧，不管说什么都行。于是便写了第一篇《和任芙康算账》。过了几年，快到征订期了，芙康又说，再来一篇怎么样？于是便写了第二篇。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知道有这么个刊物，是个叫任芙康的家伙在办着，很有想法，很是卖力。
虽是应命文字，却不能说全是虚语。第一篇写了芙康是怎样绞尽脑汁办他的这份刊物的，其时他还是副主编，主编是一位大名人挂着。写第二篇的时候，他已是主编了。第二篇实则是宣扬他的办刊宗旨的，就是印在刊物封二上的什么“六不思路”。这两篇文章的重点，都在最后一段，第一篇是“在任芙康心里，只有他的刊物，只有他热衷的文学批评事业，就是把一个作家毁了也不会眨一下眼的”。第二篇是“这本刊物，是个异类，偌大的中国，只有它一家且别无分店。你要想换个角度看文坛，只能看它”。
最有意思的是，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都有芙康的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你对韩某人不错呀，常发他的文章，他怎么在背后给你捅刀子呀。每有这样的消息，芙康总不忘及时告诉我。我俩都觉得挺好玩的。
应命文章写到这个份上，也算个本事吧。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和任芙康算账
一个女人若是遇人不淑，很可能悒郁半生，甚至沦落风尘玉殒香消。我是个男人，没这个危险，然而，近来却起了遇人不淑之叹。
前些年，写小说写散文平平安安的，没什么好名声，也没什么坏名声。这两年可不一样了，好名声无缘，坏名声却像恶疾似的缠上身摆脱不开。先是有人说打横炮，似乎坏了谁家的好事，后来又说我跟个疯狗似的，谁红跟谁急。这些都还在可忍受的范围之内，近来又升了格，说我是个“酷评家”。我是学历史的，一听酷评家，马上就想到史书上的酷吏。读书写作大半辈子，除了养家糊口之外，不过是想博得些许声名传之后世，这可倒好，一个酷评家，下辈子都清白不了。
冷静下来想想，什么时候走上这条肮脏路的，一想便想到一个操着一口四川话，方正脸盘却长了一双贼亮的杏眼的天津人，若不是这个人，我会这么惨么？
他就是任芙康，《文学自由谈》的副主编。
五年前去天津开全国小说年会，会上认识了这个人。接谈之下，说他怎样喜欢我的文章，写得好，有看头，嗯，就是欠点火力，怎么样，给我们来一篇？——我得承认自己是个俗人，一听这话就像喝了二两烧酒似的，有点晕晕糊糊。回来就把过去写的一篇批评文章寄了去，嗨，还真讲义气，很快就发了。过了一段时间，芙康夜里打来电话，这是个工作狂，常常半夜三更打电话谈稿子，说是这篇东西发表后，好多人都说好，但他觉得还不过瘾，没有显出你韩某人真正的水平。怎么样，再来一篇，让他们看看山西作家的实力。
你看这路数，像不像发展特务？
可怜我这笨蛋，一点警觉都没有，就这么滑了下去。有一个时期，一听电话响就心跳。
若老是这个办法，我就是再蠢也会烦的，不，这家伙招儿多着呢。若是我发了什么文章，下期的刊物上准有讽剌挖苦的文字出来，也不多，就在别人的文章中夹着那么一半句，冷不丁的给你一下。过后又会在电话里劝慰说，他本来想删的，觉得也没有啥还是留下了，你要是不高兴，就还击吧，要不这些家伙也太猖狂了。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措词更为激烈的文章寄去。
终于有一天，让我发现了，原来这些刺激我的文字，大都是他加上去的。有的人家明明是好话，他也要改成轻蔑的话。比如最近一期的《文学自由谈》上，有篇方英文的《胡读乱记》，内中说到近年来见报率高的几个作家，对我是这样说的：“韩石山指名道姓骂人，装男人文章。”要在过去，你方英文这样说我，过一段让我揪住你点什么，绝不会轻饶的。就在看到这期刊物不久，又在《太原日报》上看到方先生的这篇文章，一看不由我大喊卑鄙，全是姓任的捣的鬼。人家方先生的原文是：“韩石山指名道姓骂人，男人文章矣。”只改了一个字，评价却在天上地下。过后我给任芙康打电话，他在那头支支吾吾的说不成个调调，末了竟然说，反正你老韩也不在乎个这，算了吧。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在任芙康心里，只有他的刊物，只有他热衷的文学批评事业，就是把一个作家毁了也不会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