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在任芙康心里，只有他的刊物，只有他热衷的文学批评事业，就是把一个作家毁了也不会眨一下眼的。可怜亦复可悲的是我，没了清白也没了声名，还得硬着头皮跟着这个恶棍走下去。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文学自由谈》意欲何为
天津有本《文学自由谈》，它的主编原是冯骥才，现在是一位叫任芙康的人当着。冯骥才时代的《文学自由谈》还叫个刊物，任芙康时代的《文学自由谈》还叫不叫刊物，我有点怀疑了。你不能说纸印的，装订成本本，定期出版的就叫刊物。
民间有“ⅹⅹ棍”的说法，庶几近之，太难听了，不必提它。
我曾在这个刊物（为了叙述的方便，还是叫它刊物吧）上发过一些作品，有人或许会说你这是过河拆桥，太不厚道了。我不这么看。我是过过这个河，也走过这个桥，我要是走到桥上，差点掉进河里淹死，你说我还能对这个河，对这个桥心存感激吗？正因为我过过这个河，走过这个桥，今天才敢说这个话。
《文学自由谈》有几条选稿标准，有几条宣传口号，每期都登在封二和封底上，且让我一一分析，剥下它的画皮来。选稿标准是这样的：不推敲人事关系，不苛求批评方法，不着眼作者地位，不体现编者好恶，不追求整齐划一，不青睐长文呆论。听起来像真的似的，不要看内容了，只要看看每期的目录，就知道这位任主编是怎么做的了。近年来，每期头条都是李国文的长文，只这一点，就把任主编的五脏六腑全抖落出来了。这能说不是人事关系吗，这能说不是整齐划一吗？这能说不体现编者的好恶吗？
其宣传口号更邪乎：这是一本努力表达文坛民意的刊物，一本被视为文坛窗口的刊物，一本特立独行、充满激情的刊物，一本由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锐气的刊物，一本有众多大知识分子与众多小知识分子自费订阅的刊物。看了这些宣传口号，我只有一个感觉，任芙康先生不该编刊物，应当做更大的事，编刊物实在委屈了他的宣传才能。几句之中，最让人佩服的是后两句，光看这两句，你的眼前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场面：一排白须飘飘的名人，后面跟着一大片头皮青青的小青年，一人手里举着一本《文学自由谈》，正行进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随着队伍的进行，传来闷雷似的喊声：我爱文学——自由——谈！
每想到这幅图画，我就想到，这时候若有一个人拨开行进的队伍，一直往里找去，一准会从队伍里拽出一个高个子、四方脸、杏仁眼的四川人来。你一边拽他一边往后缩，嘴里直喊：“嘛事呀，嘛事呀！”你断喝一声：“你干的好事！”他准会耷拉下他那颗大脑袋不吭声了——所有的声音，都是他手里的那个大喇叭里传出来的。
说一件小事吧。不久前，我给他寄过一篇稿子，是批评一位奠定《文学自由谈》品牌的名人的，我明知这跟割他心头肉似的，为了证明我的判断的准确，还是寄给他了。不久就接到了他的电话，说：“老韩呀，这可不行呀，你批评某某，人家会说你不对的，为了你的名声，还是免了吧。”看看看，一试就试出来了。平日他恨不得把我剐着卖了，这会儿倒顾及我的名声了。我说，我的名声早就坏了，我不嫌，他哼呀哈呀的净打马虎眼，到了儿还是没发。
纵然如此，我倒是觉得，这本刊物还是可以看看的。道理很简单，全国几百种文学刊物，你只要看上一本，其他的看不看都行，反正差不了多少。而这本刊物，是个异类，偌大的中国，只有它一家且别无分店。你要想换个角度看文坛，只能看它。只是你要会看。比如今年第一期上有篇《免“锯”之招》，是批评一本《美国签证哲学》的，说的一无是处，可我看后的第一感觉，不是批评，而是为这本书作推荐的。想去美国而不得签证要领的人，不用去看那本书，只要看看这篇文章就行了。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这样直白，更多的还要你去细细品味。你觉得吃亏了吗，不，一点也不亏，能让人品味的文章，不就是好文章吗？
《文学自由谈》意欲何为，说到这里，也就昭然若揭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韩石山酷评——陈漱渝
和陈漱渝的纠葛，原来我以为不过是一场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到了后来，他向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告状，要查处我和发了我文章的《西安晚报》，我就知道这不是什么笔墨官司，而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世人，让大家知道陈漱渝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这是一种本能的保护手段，动物都会有的，何况我好赖还是个人。除了说清事实真相，多余的话我一句都不想说。因此上，在《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一文末尾，我说，“往后除了公安部门来人外，关于此事，我不再说一句话，不再写一个字。”
此后邵燕祥先生写了《呈请查处“堕落文人”韩石山？》，将陈某人的这一壮举与当年许绍棣呈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查处鲁迅一事相比。陈某人和他的一个也是姓陈的同伙急了，接连写文章反击。说陈漱渝不是党员，邵和韩是党员，哪有非党员要求查处党员的道理？
怪就怪在这里。说穿了一点也不怪。邵和韩虽然是党员，也只是党之一员而已，陈漱渝虽不是党员，可是全国政协委员呀，这可是个堪与人大代表比肩而立的显赫身份。谁大谁小，谁荏弱谁厉害，对中国的世事不用多么洞明的人都会知晓。邵先生的文章只是个比喻，两件事情只有“呈请查处”是一样的。这就行了。
接下来，该陈又在《作品与争鸣》、《中华读书报》上连着发表了为自己辩诬的文章。这时，很有几个朋友说，你该再写文章，要不就是示人以怯了。我的回答是，和该陈这样的人，是不能讲道理的，他既然动了“政治解决”的邪念，那就等着对簿公堂吧。
我是说了“不再写一个字”这样的话，真的有了凶险，也不会乖乖地引首就戮。像邵先生这样事不关己的人都在为我说话，真要有了好材料，还是要说话的。收集这里的《给陈漱渝先生的一点忠告》，就是我的再一次说话。在《太原晚报》上发表时，不是这个名字，而是《陈漱渝最好别出门》，是从文章中的一句话来的。原话是，“陈先生最好还是整天袖着手坐在家里别出门，也别动笔，因为他一出门一动笔就要干出荒唐可笑、丢人败兴的事，而且一干起来都那么让人拍案叫绝。”
此事还没有完，看看陈某人还能玩出什么鬼花样吧。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鲁研界里无高手（1）
鲁研界，就是鲁迅研究界的简称。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团伙。研究《红楼梦》的叫红学，也可说是红学界，研究钱锺书的叫钱学，也可说是钱学界，都是以研究对象命名的，独有研究鲁迅的不是这样，是以研究者自身命名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脱离研究对象而自成一体了。
从机构上说，北京的鲁迅纪念馆里，有个鲁迅研究室，出个刊物叫《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有个鲁迅研究室。这是两个正儿八经的鲁研单位。上海的鲁迅纪念馆里，有没有研究室我不知道，知道的是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的看法是，上海鲁迅纪念馆里鲁迅研究最平静，做了许多让人敬重的工作。比如他们把鲁迅去世前拍的X光片，几十年后拿出来让医学专家论证，看鲁迅当年得的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该不该那么早就死了。这就很有意义。文学所的鲁研室，负责人叫张梦阳，这个人很了不起，几十年一直在做着鲁迅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五大本《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他是主要编者，去年独自出版了三大本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真可说是功德无量。做鲁迅研究的，这两套书是工具书。
北京鲁迅纪念馆的那个鲁迅研究室，是鲁研界的大本营，是出思想的地方，是把关的地方，是鲁研界的警备队，哪儿有了不轨的思想，这个警备队就开上去，干预，剿灭。我这儿说的鲁研界，主要就是指这伙人，当然不是说在那儿工作的才是，还包括和他们思想体系一致的其他的人，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大学和一些社科机构里。这伙人可通称为吃鲁迅饭的。
这两年鲁研界受到一次大的冲击，引起不小的混乱。冲击者几乎全是作家。最早的一次是韩东、朱文几个人搞的一次“断裂”问卷，韩东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专门用来打人的。最近的这次，是王朔和冯骥才引起的。二？誘？誘？誘年第二期的《收获》上，同时发表了这两位的两篇文章，王朔的叫《我看鲁迅》，冯骥才的叫《鲁迅的功与“过”》。看题目就知道，冯骥才的要平和点，谈功也谈过，那个过还是加了引号的。王朔的就厉害多了，不谈功只谈过，这个过是不加引号的。这当然与王朔用的语言不同也有关系。风趣生动，痛快淋漓，让你一看就能记住。王朔是个小说家，好多人喜欢看他的小说，但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我不多看他的小说，但是喜欢这个人。好多人认识不到王朔的价值，尤其认识不到王朔的社会价值。写小说而能动摇一代人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当代中国文学界，王朔是第一人。我最早听到的王朔的一句有名的话是，“现在哪有作家呀，流氓集体转业当作家了。”后来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警句。他的话，初听你会扑哧一笑，想一下又会悲从中来。就说这句“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想想我们的社会，想想我们的社会各界，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