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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家里已经十二点多了。宋美洁把苏磊母子送到所罗门公寓，本想直接回公司去，苏母却一定要请她上楼吃过午饭再走，宋美洁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苏磊每天都要查看信件，走进公寓前他照例打开信箱。果然里面又有一堆广告和两封给苏光的来信。苏磊边走边看，一封是某电话公司的交款通知，内附国际长途电话明细；另一封是中国银行的信封，苏磊以为这封又是信用卡之类的财务报告，谁知拆开看了之后发现，这是一张保险箱的交款通知。
苏磊脑子里电光石火一闪，顿时心跳不已，他突然想到了那把长钥匙，由此又想到了更多更远，不禁欣喜若狂，朝母亲大喊道：“妈，我知道了。”苏母正跟宋美洁慢慢上楼，突然被苏磊的叫喊吓了一跳，她问：“你知道什么了？”苏磊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兴奋异常地说：“我哥在中国银行有一个保险箱。”苏母不由大吃了一惊，忙问：“你说的是真的？”宋美洁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惊讶。苏磊更加激动：“这不，银行来信通知说，他明年的保险箱费已经自动扣除了。”
苏母望着苏磊，一时间，两人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心照不宣。
苏磊简直连一分钟也等不及了，心急火燎恨不得立刻飞去中国银行。他断定大哥一定有什么秘密藏在那里，要不他何必特意租个保险箱呢。可大家刚从海边回来，母亲和宋美洁正在厨房里准备午餐，他不便马上提出这个要求。好容易耐着性子把简单的午餐吃完，苏磊坐立不安地等着宋美洁告辞离去，她一出门，苏磊立刻告诉母亲他要赶去中国城。
巴士穿过长长的帕若玛达路，经过ＵＴＳ大学进入乔治大街，路上突然热闹了起来，中国字的招牌一下子多了许多。在海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苏磊一眼就从车窗里见到了久违的“中国银行”那四个熟悉的大字。
中国银行位于乔治大街和海街的东南角，与澳洲联邦银行只有一墙之隔，对面是西太平洋银行，另一侧不远是圣•；乔治银行，轻轨小火车正从海街门前经过，它与中国城入口那株著名的滴水树隔街相望。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就是中国城的大门。
第三章专案组的通报（3）
推开中国银行的玻璃大门，苏磊将营业厅迅速打量了一番。这是一个典雅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面面积不大，迎面有四五个营业窗口，不少人正在排队受理，秩序井然。左手靠乔治大街的入口有个楼梯，楼梯盘旋而上，铜质扶手擦得锃亮。大门右边是另一个独立窗口，门上写着保险箱几个英文大字。苏磊当即朝右边走去。
一位坐在保险箱业务窗口的中国女职员见苏磊匆匆走来，习惯性地把纸笔递了出去。苏磊赶紧用英语说：“你好！”女职员冷冷看着他，用中文问：“你租保险箱还是开保险箱？”苏磊回答：“我想开保险箱。”女职员面无表情地再次指了指纸和笔，连话都没有多说。
苏磊有些尴尬，他忐忑不安地将一直握在手里的钥匙递过去说：“请问，这是你们保险箱的钥匙吗？”女职员听他这么一说，立刻接过钥匙，同时警惕地上下打量苏磊，问：“这钥匙是哪儿来的？是你的吗？”苏磊立时松了口气，他放心地说：“原来真是这里的钥匙。是这样，我哥在你们这里开了一个保险箱。现在他不在了，我是他弟弟。请问我可以把他的保险箱打开吗？”女职员的脸色颇为难看：“不行，我们这里必须本人签字才可以进入。”苏磊急了：“可是，我哥他已经死了。”
女职员不禁有些意外，她怀疑地看着苏磊说：“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哥在这里租了保险箱？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他弟弟？谁又能证明他已经死了？”苏磊马上把银行来信和两人的护照都拿了出来，并拿出一张他们的全家福合影和登有苏光照片的那份《华夏日报》。女职员接过这些东西看了一下，不动声色地在柜台下面查找保险箱名单和资料。过了一会儿她依然冷冷看着苏磊说：“不行，这些并不能说明你跟保险箱使用者的关系。我不能让你进去。”
“为什么？”
“这是银行的规定。”
“那怎么办？我是他的亲弟弟，我哥在澳洲就我一个亲人。现在他不在了，难道这个保险箱就不能打开了吗？难道这个保险箱要永远锁在你们的地下室里不见天日？”苏磊越说越急，惹得不少人侧目。
女职员顿时有些恼怒：“我是按规定办事，你跟我嚷嚷也没用。”苏磊急得面红耳赤：“那我该找谁？你告诉我，到底怎样才能打开我哥的保险箱？”这时候，佩戴业务经理胸牌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问：“怎么回事？”女职员急忙小声跟经理解释，业务经理看了一眼窗外排队的客人，走出来对苏磊说：“这样吧，你跟我来一下。”
苏磊跟着经理来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两人坐下后，业务经理重新询问详细情况。苏磊便把事情经过和银行来信及护照和保险箱钥匙都拿了出来，反复解释。业务经理仔细看过银行信件和两人的护照等物，摇摇头说：“刚才我们的职员确实没有做错，仅凭着这样一封信和两本护照并不能证明你就是苏光的弟弟。你必须把苏光的死亡证明和具备法律效应，能证明你们血缘关系的公证书以及有律师签名的文件都拿来，才有可能让你打开保险箱。”苏磊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沮丧地说：“那就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打开保险箱了？”
业务经理和气地说：“这没办法，我们必须按照银行的规定办。”又停了一会儿，他突然说：“真没想到，原来你是苏光的弟弟。你跟他简直判若两人，一点都不像。”苏磊忙问：“你也认识我哥？”业务经理笑了：“谈不上很熟，我们一起吃过饭，他人不错。要说苏光可是悉尼的名人，过去我老看他们的报纸，他写的文章我非常喜欢，每期都买。”
苏磊没想到中国银行的业务经理也认识自己大哥，一时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很快，专案组成员就从ＲＴＡ公路局拿来了一份详细资料。
宝马是驰名世界的汽车品牌，被认为高档汽车的象征之一。只是，澳大利亚并没有宝马海外生产基地，每年必须从德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由于购车者必须到ＲＴＡ登记注册，专案组成员很快了解到，全澳宝马车的年进口量在一万台左右，而悉尼就占了销售总量的５５％。
宝马车分３系、５系、７系、运动型跑车和吉普车几大类型。它的颜色繁多，其中有纯白、银灰、深银灰、大红、酒红、黑色、浅绿、墨绿、浅蓝和深蓝等等。19９７年到19９８年上半年之间，宝马在新南威尔士州仅深色车（其中包括黑色、墨绿和深蓝以及３系、５系和７系车）的销售量就是七千多台，这其中，亚裔人士差不多占了将近一半。其中男性五千多人，年龄在二十八至四十岁之间的男性有三千多人，戴眼镜的占了６５％。
要弄清这么多人是否与苏光有关以及他们８月７日晚上的行踪，这可是一项费时费事的浩大工程。专案组人手有限，特别是每个警探多少都参与了其他案件的侦破工作，使得波特尼专案的调查显得越发困难重重。
为了弄清付小民与苏光的关系，波特尼专案组专门走访了苏光的一些熟人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两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结果毫无发现。他们又调查了付小民与他太太的收入情况，得知付小民周薪五百六十元，付太太辞职前在一家灯具店工作，周薪只有四百八十元。两人税后不到一千元，还要供付二十万出头的房屋贷款。可以说经济情况相当一般。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这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一部分人认为付小民就是那个开宝马车的人。因为从时间、地点到人物关系都能解释得通。至于车，付小民可以找朋友借。更大胆的推测是，也许付小民是奉什么人之命行事，说不定他就是凶手之一。
另一部分人则持反对意见，表示如果付小民真是凶手的话，他不会这么高调地借一辆宝马去接苏光。特别是苏光自己也开了车到中国城。如果真是苏光跟付小民去了什么地方，应该是他开车接付小民去才对。最有可能还是苏光跟其他人约好了等在美丽华酒店外面。只是，付小民为什么要撒谎这一点依然解释不清。
还有人认为，付小民之所以撒谎，说不定那天晚上苏光告诉了他一些贩毒集团的内幕。他胆小怕惹麻烦，所以干脆否认见过苏光。但这点又遭到了其他人反对。反对意见说，即使苏光想留下什么信息，他可以告诉江汉，也可以告诉边伟，还可以直接告诉缉毒组的警探。为什么非要告诉他呢？如果说因为他在媒体工作，苏光怕贩毒集团报复而打算逃回中国的行为便与此发生矛盾。再说，现在是警方找付小民问话，付小民完全没必要撒谎，他可以请求警方保密。
分析到最后，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这期间，罗杰斯在一次对宝马车主进行调查的准备中，忽然从客户登记的姓名中看见了江汉的名字。这个发现让他颇为意外，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急忙核对姓名、住址及电话号码。结果，一点不差。罗杰斯立刻带着玛吉出门，直奔位于北区阿塔曼的ＳＢＳ电视台。
经过同意，罗杰斯和玛吉戴上临时访问卡走进电视台的工作区。他们在会客室等了一会儿，艾玛•；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