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外交事件。报纸上大标题印着：“法国领事夫人偷运鸦片”！此事由于我父亲的抗议而得以平息。但您可以想象其戏剧性的效果。
第一部分：序序：我的父亲 一个诚实的人（4）
上海
从1933年到1935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在那里完成了小学的学习。2001年，我很愉快地回到了旧地。虽然不再有那所学校了，但那里的建筑外观丝毫未变。我发现上海法租界几乎和当时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城中小城。法国的艺术家、剧团、音乐家都到这里来创作表演。法租界洋溢着三十年代的所有豪华气派……领事馆已经被拆掉了，但我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八层楼房（当时最高的建筑之一）——贝当街525号 。这座楼房已经被新建设的建筑和街道包围了。
那时我12岁多，和我那些同龄的女友一起，我们像成年人一样热衷于社交。总是有“big party” ，特聘的厨师，组织的舞会……孩子们的聚会很多。遗憾的是，我没能结交到什么中国朋友。父亲则和我相反，他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并可以和他们随意交流。我们的环境比较封闭。在上海的法国学校里，只有欧洲人、俄国人和几个混血的中国人。
第一部分：序序：我的父亲 一个诚实的人（5）
香港
1936年到1937年，我到达了在中国的最后一站：香港。香港，非常british（注：英国化），非常眩美……然后我就回到了法国。在菲力克斯·卢梭号越洋船上，我碰到了莫里斯·德共布拉。他为了取悦众人而假装追求我。我还留着他的签名。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得以认识当时的许多名人。
船上有三等舱位，我们来自领事馆方面，所以是一等舱的待遇。可以想象我们是怎样总处于让人观瞻的景况。在船上，我一天要数次换装。清晨，我们穿着宽大的缎子内衣下到甲板上。直到中午，我们要换上裙裤或者短小的运动衣，以便进行下午的羽毛球或板球比赛。晚餐时候，男人们都穿着无尾常礼服，女人们换上晚礼裙。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人们总是要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
我曾拥有多么灿烂的童年时代呀！尽管我们有不少佣人，父母还是坚持让我每天自己收拾床铺和房间。多亏有他们，我才真正接受了全面的贵族教育。通过他们，我也了解了什么是坚不可摧的伴侣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许多童年的幸福来自于一个开明、幽默和多才多艺的父亲。他演奏小提琴，钢琴，写诗，画画……对所有的人怀着爱意。看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他们在船上初遇时，父亲32岁，母亲才18岁。首先是我的外祖母被这个对她关怀备至的年轻人迷住。
我们和母亲常常说起中国，这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我们有两个人格，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要说明的是，那时在外交界的生活，不仅对于男人，而且对于女人和孩子来说，都不是休闲。领事夫人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工作：晚餐，茶会，开幕式，和传教士以及商人交流……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母亲非常注重展示法国在接待宴会、节庆等软外交场合的礼仪和风格。有时，她和那些太太们打麻将，玩一下午会被弄得十分疲倦，但这是生活中不得不应付的一部分。生活还是满沉重的，父母总担心自己没有为国家尽职。法国军舰从上海或香港路过，也成为举办接待活动的理由，甚至飞机路过也要庆祝一番。因为那是个崇拜长途飞行的时代，从法国到日本的航行成为经典代表。这些使我在香港有机会碰见马司·赫兹和安德列·加比这样有名的飞行员，甚至还和多禾以及他的机械师作了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的旅行。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法国有幸在这一领域成为先锋。从那时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加比从巴黎去一趟东京要39个小时（他不久就在那里坠毁了）！ 那是个处处让人惊叹的时代，可惜现在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去寻找这种惊叹了。现如今可以随便上月球，什么都容易多了……能在八十二年中看到这一切变化，真是我的运气！这就是生活。
我遇到的中国人常常问我是否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这问题让我感到愉快。有一个一眼可见的怪现象：我的弟弟扎维，和我同样在重庆出生吕西安·博达尔，我碰到的传教士……这些人都有着起皱眯缝的眼皮，就像我自己的一样。可能是中国的光线不同，使我们都眉眼低垂？……年轻的中国人现在正在通过手术把眼皮割开（这是我在法国电视节目上看到的）。看来世界正在统一，不知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第一部分：序序：我的父亲 一个诚实的人（6）
巴黎
1937年我回到了巴黎，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决定性的。我们本该在1939年重回中国，但看到政治事态严重，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去了。战争爆发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海底潜艇太多，外交人员的家属被禁止离开法国。母亲、弟弟和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呆在法国，而父亲独自呆在哈尔滨。因为满洲里的制度变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直孤守在领事馆里，直到生命结束。
关于他的死，一直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说此话的是沙莱叶耶神甫，东正教教士。1948年，这个神甫曾在满洲里被绑架，1955年又再次出现。此事成为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母亲很快就见到了他，对于人们说父亲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沙莱叶耶神甫认为这是谨慎起见的说法。他曾经惊奇地亲眼目睹父亲突然倒下。父亲是否是被长期缓慢地下了毒呢？这始终是个谜……
战后，母亲用尽全力争取把我父亲的遗骨运回法国，但终未如愿。我们入葬了他的制服和指挥剑。一位曾经参加了革命，原籍俄国的科特加克先生，告诉我们父亲损失了三十二箱财产。父亲留给我们的所剩无几，除了他生前寄来的东西和信件……
这些信件在阁楼的箱子里放了三四十年。由于户主要求修复阁楼间，我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信件。这笔精神财富使我又惊又痛。母亲将其束之高阁，从未想公布于世，一定是因为她不愿回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去。而我，靠着精神和丰富记忆过活的人，想整理它们。尤其是从个人记忆上来看，一个年轻的法国领事，在中国历史的关键阶段去到那里，至死都在证明着他外交家的职业。他事业和精神的路程就摆在我们眼前。此事真的非同寻常。是的，他的见证对于历史和个人都无比重要，因为父亲始终是一个诚实的人。
玛利·乐和甘
第一部分：序前言：一生的旅行（1）
博里斯·马尔坦
“现在轮到你了……”这几个回信上的字，决定了一个23岁的年轻人的生活和事业。我们现在回到1908年6月，一位叫威西尔的先生，用这样的话通知儒勒·乐和甘，他提出的在翻译部就职的申请，已经被外交部接受。这几乎是正式通知了，只要儒勒·乐和甘去见那位非常有影响的亚洲事务部的副主任贝特罗先生，就可以开始他的外交事业，步那位他了解很少的亲生父亲的后尘。
1897年到1903年，儒勒是布封中学的学生，他获得该校文科毕业证，这对于像他这样喜爱文字的人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后他取得了法学的本科学位，在艺术创造和梦想之上加入了严谨老练的精神。远东语言学院的文凭则解释了他最终的目的：去往中国。
到底是什么鬼使神差，使他选择去中国呢？儒勒·乐和甘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在埃及，魁北克，蒙得维的亚任过职，最终成为公使。是他给了儒勒建议吗？不能排除。儒勒·乐和甘年纪轻轻就想担起家庭重任，想要向母亲证明他能够负担两个人的生活需要。但如果只注意这些原因，就会忽视他作为年轻人对所处时代的好奇心。
二十世纪以对“进步”的无限信仰开始，继承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精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了对其他文化的和平的开放，而欧洲最终以战争结束了这个时代。
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儒勒时年15岁。博览会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当时的北京，正在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太后慈禧支持这场排外复清的运动。义和团成员杀死了二百位传教士和三万二千名中国基督教教徒。运动最终以外国势力的暴力镇压，慈禧出逃到西安结束。
中国，“世界文明的中心”，法国，“更好世界的灯塔”。在二十世纪初，这两个都塑造了普世形象的国家相遇了。而儒勒仿佛正好成为一个双方之间的协调人。从1909年儒勒到达成都，一直到1945年他在哈尔滨的领事馆死去，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段。中国的这段历史，可以在儒勒写给外交部和他母亲的书信中得到复活，这些书信是见证。正是这些书信，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奇妙的国度动乱的内幕，一个做外交官的儿子的日常生活。我们此时必须要结识玛利亚了。
回到1908年，此时儒勒心里交织着得到新职位的快乐和要离开深爱着的母亲的痛苦。玛利亚，儒勒的生母，当时不顾世俗的巨大反对，拒绝了儒勒生父的求婚，虽然其他条件看来都很适合婚姻。这个叫阿尔弗雷德的男人始终是她的至爱。他和她保持通信，只要他的外交职务允许，就来和她会面。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很另类的一对情侣，由远距离的爱情结合，又由于对儒勒的前途担忧而聚到一起……
和父亲的分离，并未给儒勒带来损伤。玛利亚甚至十分看好儒勒和他父亲的通信。从儒勒上中学，直到他在中国做外交官，他和父亲之间都保持了书面联系。
但更强烈的是儒勒和母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