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过悲剧，他最大的忧虑就是他的家人，以及如何让他们和自己团聚。然而，他个人的痛苦，并不能完全遮盖中国局势的影响……
蒋介石的胜利很难使国家真正脱离无序状况。他占领了北京。1928年6月，北京改名为“北平”，其地位降得比南京低，让人感到它只是明朝时的一个都城而已。在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共产党之间，蒋介石很难说真正占据领土。即使在蒋介石最强大的时候，也只不过声明占有了这个国家的四分之一土地。此时，这个政府是残废的、负债累累的，无力以它的权威来统治中国。
在内政艰难的时刻，中国还要面对日本侵略的外忧。三十年代初，日本开始真正入侵中国，他们首先占领了满洲里，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国，把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推上领导者的地位。从此，日本人不仅仅以自治运动为借口进行武装，而且还等待着一场更大的战争。蒋介石认识到中国军队不是日军对手，便拖延时间，决定先剿共，后抗日。
从1927年以来建立的各个共产党的根据地，终于在1931年在江西会合，成立了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认识到这些活跃地区的危险性，从1930年到1933年发动了四次剿共战争。这四次战争由于受到毛泽东以现代游击战方式领导的二十万红军的抵抗而遭到失败。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战争，使共产党的军队离开了根据地，但却让毛泽东有机会创建了“长征”的神话……
在发生这一切事件期间，儒勒于1933年4月离开汕头回国，和他分离了两年多，一直留在法国的家人团聚了。他把中国局势和日本对满洲里的占领留在了身后。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一切已经进入了他的命运。
这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假期，儒勒回到了正处于“疯狂年代”的欧洲。狐步舞的节奏淹没了新德国总理充满仇恨的呼喊。阿道夫·希特勒在1月份掌握了政权。正当儒勒、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1933年乘船重返中国的时候，希特勒废除了议会，通过了全权法令，开始完全重新组织司法力量。
离开这个在无知和忧虑之间摇摆的老欧洲，乐和甘终于和团聚的家人向上海——这颗远东的珍珠驶去。儒勒将在此担任副领事。这个升迁使儒勒十分高兴，因为他又能和家人在一起了。
上海，1933年。这个城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黄金时代，成为一个神话。关于三十年代的上海，人们都已经说够了写够了。“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个外来的称呼已经有了世界性。与这个含糊而又极富表达性的年代联系在一起，就提示人们上海是最有色彩，最喧闹， 又总带着最神秘梦幻的地方。
1933年11月，儒勒携家人来到上海。梅里叶先生在从前比较散乱的局面里重新勒紧了这个租界的缰绳。他是个坚定的人，严肃的上级。他迎来的这位儒勒·乐和甘，已经被家庭团聚重新鼓舞，却在经历的悲剧中消耗掉了很难补回的精力。1934年初，梅里叶领事对儒勒的描绘褒贬参半：“对于中国领事事务有可靠的经验，只是有时有一些错位的幻想。工作尽职尽责，然而毫无热情。”他认为如果儒勒受过良好教育的话，那么他“还需要分辨不同的方式”，儒勒的性格不错，只是表现了“太多的自恋”。“一个智慧的本该更有作为的官员。我还看不清是什么让他不对劲。可能是过分的怀疑主义取消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在事业上很落后，他放弃了所有的野心，只把工作看作谋生的手段。然而他本来有长时间的中国事务的经验，可以用在中国的这些岗位上。”而我们，跟随儒勒走过了那么长的中国之路，可以帮助梅里叶看清是什么使他“不对劲”。
一边是一个曾经充满精力和希望，而今天大大削弱了的领事，另一边是一个行政上级，不理解那种“带到工作任务中的过分的怀疑主义”。1925年，儒勒的上司写下溢美之词，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的优秀官员中的一个”，到了 1935年，梅里叶的写法是，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官员”。两段评语之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中，儒勒失去了两个给他的存在带来平衡的生命。
然而，儒勒总是在家庭中寻找平衡。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这个家庭。在年度评语中，在上司的批评旁边，儒勒写下“如果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允许的话”，希望留在上海。他想留在上海还有一个原因，“他发现在这里安排子女的教育非常容易”。如果要他离开此城别就他处的话，他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应该是一个“让他的子女能够找到学校上的职位”。这就是说，儒勒从此选择了以家庭幸福为主，而不是越来越不信任的事业为先。1935年2月，儒勒被调往新岗位，从此离开了这个“东方的巴黎”。
儒勒在汉口轻松地管理了几个月，此地他非常熟悉，已经两度就任。后来他幸运地到了法国领事缺任的香港。这是个真正的“机会”，因为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香港也是一个特殊的岗位，领事们的事业可在这里展开或失败。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4）
香港是让我们中的一些人闻其名就向往的地方。香港在广东话里是“芳香的港湾”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生长着茂密的香树，微风吹过，香气绕梁不绝。香港，这个远东港口，在十几年内由一个贫瘠的只有岩石荒草的小岛，发展成国际性的大都市，世界性的商贸中心，所有到此地停留过的人都会感到惊奇，从而留下永不消逝的记忆。
当儒勒来到这个多石的小岛时，已经51岁，他不再是那个在四川境内的成都领事馆卸下行装的年轻人，那时他才24岁，无忧无虑，充满自信。此时的他，是一个满带经验和伤痕的成熟的男人。他被职业的变迁搞得十分厌倦了，能在家人身边已经使他非常满意。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麦尔塞黛已经35岁，玛利15岁，扎维即将12岁。在这个非常“英国式的，非常美的”香港，玛利只关注那些飞行员，那些在那个时代推动了天际探索的英雄。在这个鸡尾酒会就像大弥撒的殖民地，上流社会的人互相攀结取乐，互相评流论级，麦尔塞黛因此发挥了她作为女主人的天才。而在这平静和奢华的逃避中，现实也要冒出端倪。
1936年，国共两党的冲突尤其剧烈。进入了1934年毛泽东决定的长征后，共产党人就进入了一个同时具有悲剧性和传奇性的大转移。悲剧几乎是希腊式的，因为在南方瑞金的十万人，只有七千人到达了北方的目的地陕西。传奇就是毛泽东居然让他的部队克服了千难万险，到达了他设想的目的地。1935年10月，毛泽东成为党的首领，是长征这个举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神话。他对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进行革命深信不疑，毛泽东以获得农村根据地支持的方式来加强了他的军队。他也决定让共产党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他知道，民众受到日本占领满洲里和一步步吞噬中国的威胁，不再支持蒋介石先剿共后抗日的策略。民众现在希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对民众的这种要求置之不理，但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认为这种理性的被动有价值。以至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去西安筹划又一次反共战争的时候，被年轻的主张抗日的将领以叛国的名义囚禁。在国共两党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当然也希望中国对可能与德国结盟的日本有强硬态度。共产国际从1935年8月就邀请各国共产党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来抵抗法西斯。西安是个有着敏感象征的地方：一个皇帝的尸体和一支由黏土仿制的军队被埋在地下。蒋介石接受了抗日要求。他停止反共行为，和共产党共同组建起抗日联合战线。1937年7月，在儒勒正要离开香港回法国休假的时候，蒋介石的新思想得到应证。在北京西南的马可波罗桥（注：卢沟桥）附近，中日军队发生了交火。几周之内，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抗战使数千中国人丧生。就像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吕西安·卞哥写的那样，“战争还没宣告就已经开始了”。
在有权势的法国驻香港领馆任职，即便是临时的，也代表着美好前程。儒勒还需费很多工夫才有希望得到这个通常给红人的正职。可惜儒勒不行，他得不到上级的青睐，上级更欣赏那些有手段的领事。儒勒早就看透了这个机构，在他二十五年的职业经历中，上级只给了他一些临时职位。1937年1月，儒勒在香港任职一年，他致信外交部，提出“很希望留在香港，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被任命正职。这个岗位的工作量大，却也丰富有趣。我的居留期使我与各界建立起许多有用的关系”。
但是这个意图遭到上级抵触。虽然上级不敌视他，但在给儒勒的评语中再次岀现“不太随和的个性”的字样，就像儒勒1930年在汉口时得到的评语那样。上级却也承认，“乐和甘先生是位聪明而且有素养的外交官，如果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使他有时更喜欢遣词造句的话，他会做出更多贡献” 。
正职任官到任，儒勒遗憾地离开香港领馆，重上回归欧洲的旅途。出发的安排松散，给了儒勒时间，以便处理未来工作的一些细节。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6月15日登上了“菲力克斯·卢梭”号，她们不知道，这样子看着中国土地远去，对于她们是最后一次了。只有玛利在近五十年后才再次走上这条旅程。为了缅怀过去，此次她乘坐的是儿时羡慕的飞机。
对于儒勒来说，再一次的告别，可以在有望休息一段时间后，重返“混乱的中国”。他重新返回的欧洲，却不见得比他刚离开数个星期的破败的中国更好。军靴的声音越来越响。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从1926年起自称“国家元首”，野心勃勃地要复兴罗马帝国。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