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完，谢谢关注第36节 结论
五、结论：科举制度下的权力游戏
在范进中举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三种交易法则的运作。在这个故事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范进中举前后，其社会关系的变化。范进中举之前，虽然也曾进过学，但是他的身份地位不高，掌握的资源有限，社会关系的主要范畴也局限在以需求法则和家里人交往。家中清贫，连向丈人借盘费去参加乡试都要被抢白一番。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混合性关系网”很小，他也很难以“人情法则”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所以中国社会中有许多谚语感叹：“人间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无钱休入众，遭难莫寻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然而，“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及至范进中举之后，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和他来往的人可以预期从他身上能得到丰厚的回报，结果，不仅在他原来的混合性关系网内其他人（胡屠户、众邻居）对他另眼看待，连他原先不认识的人，也争着来和他攀关系、拉交情，使他的关系网迅速扩张：“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落破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身份地位大为提高的范进，当然也要利用他既有的资源，来回报关系网内其他人对他所做的人情。换言之，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明朝的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如何经由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社会地位；社会地位高升之后，其人际关系又如何发生变化。至于他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之后，在他的职位上，如何依照人情法则来回报他人，这又牵涉到明清时代官僚制度如何运作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这个问题只有留待他处，再作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第五部分第37节 前言
文/Richard L。A。Sterba
一、前言
16世纪末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水手从远东带回西方许多奇闻逸事，其中有些关于中国文官制度的故事。这些故事所塑造出的中国政府形象，让人以为中国的治理者是一群由学者兼决策者同时又是哲学家所组成的精英团体，他们都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证明自己是中国社会中最能干、最睿智，而且最有学问的成员。在17世纪中叶之前，许多向往遥远中国的人本主义者将这个形象更进一步理想化，结果它引发了各种改革运动，促使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改变其政府的行政结构和措施，成为建立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直到最近，人们才了解文官不过是帝制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文官的数目远不如属于政府结构中下阶层的胥吏和僚属。也许西方人大都被文官制度中的官吏所迷住，很少有人注意到官僚科层的这些下级阶层。由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几乎忽略掉他们，即使是学者，通常也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其他阶层”的存在。正如Balazs所言：
……历史是由官员为官员而作的；此一事实只能解释为何它只记录政府机构所处理之事务的大致内容，而且也能说明为何它只记载某些特定人物的事迹（Balazs，1943：135）。
在儒家有关政府结构的意识形态中，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因此官方历史学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
近代的研究发现：帝制中国的行政管理其实是由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帝制中国到处充斥的腐化情形，虽然是肇因于各阶层官员的共谋，不过其主要祸首却是基层的胥吏。他们比别人更有机会，而且更能够大规模地为私人目的而改变、扭曲和破坏行政程序。因为基层人员的贪污有赖于彼此的包庇和共谋，他们始终是文官制度中的一项困扰。因此，在帝制中国大约1300年的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官员便要发起一项运动，以整肃胥吏及其同伙。
本文的目的便是要选择性地探讨帝制中国官僚体系的某些层面：首先，本文要简略地介绍文官制度与胥吏及其僚属的行政过失有直接关系的各项特征。其次，本文将提纲挈领地审视胥吏贪污和把持的本质。最后，将回顾官员们为了控制胥吏所采行的重要步骤。
第五部分第38节 文官制度
二、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正如皇帝的朝廷一样，都是儒家政府的重要制度之一，不过其起源却是在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出生之前，而且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尊重学问的传统以及加诸学者的崇高地位。韦伯（Weber）认为：由于中国文字十分复杂，对一般人而言，它比其他任何文字都更难学通。如果此说为真，我们便不难了解：长久以来，知识阶级为什么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导阶层。
当时中国的许多封建领主都在宫廷中聘养一位甚或更多位学者，孔子也曾经成为其中之一，不过却没有明显的治绩。后来，他退而从事著述，希望说服一些有远见的贵族，让他用学术的教诲和诱导，来恢复诸如仁、义、智之类的美德，以统一中国，并进而恢复传统上古帝国的光辉。虽然孔子及其弟子对提高学者地位确有其贡献，但他们不过是再度彰显中国文化中早已存在的一种传统而已。
在文官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宜策略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始皇帝将中国统一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设立了强有力的行政组织以遂行其统治。但是在他去世后不久，帝国便宣告瓦解，原因是他未能使官员们发展出充分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以平抑中国长久以来始终存在的离心和分裂倾向。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汉朝（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的武帝也成功地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为了避免重蹈秦政权的覆辙，也为了建立效忠其帝国的稳固根基，笃信儒家思想的武帝开始在其政府中任用儒家学者。他赋予他们殊荣，并赠予他们津贴、恩典和特权，使这些学者强烈地关怀帝国的兴衰存亡。
武帝所设计的安排一直持续到汉代告终。其后大约四百年间，朝代更替非常快速，有些朝代也试图模仿武帝创立的行政制度。直到唐代（公元618年至906年），这项制度才告完全恢复。此后直到1905年废止科举，其间除了少数几次短暂的中断，文官制度始终运作不辍，其变动之微，着实令人惊异。
（一）考试和学校
在中国文官制度的所有特色中，执行最严格的就是决定任官资格的科举考试。应考人必须通过一级级的考试，方能取得三种不同等级的学位（功名）。
参加第一种秀才资格考试，通常必须花费许多年的准备工夫。这种考试大约每两年在各地举行一次。通过这项考试的人，虽然还没有资格奉派出任公职，却可以获得各种特权，有时还能得到经济上的资助，使他们能够继续进修。
具有秀才资格的人就有资格参加第二级考试，通过之后，便可以获得举人资格。这种考试大约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除了知识和智力之外，它同时也考验应考者的毅力和决心。根据Latourette的描述：
……在考试前一天，应考者即被带入个人的小考棚，关在里面，直到第三天才准许出棚。光是身体的压力便令人难以承受，应考人暴毙之事也时有所闻。（Latourette，1962：463）
经过更进一层的研修之后，获有举人资格者便可以前往京师参加一项更为严格而且广博的进士考试，这种考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通过考试的人还要在皇帝面前接受殿试，以争取额外的殊荣。有了进士的功名，便取得了朝廷的任用资格，但却不保证一定可以出任公职。
任何一种考试都只有一小部分应考人能够通过，考试级层愈高，淘汰率也跟着提高。落榜者可以一试再试，同一家族中，不乏三代同场参加考试之例。
并非所有进士都能奉派出任公职，奉派担任公职的人也并非全由考试出身。有时，皇帝的恩赐、个人的财富和家庭的地位也是决定个人是否能获得任命的因素。有时，有些官职还可以公开出卖，军中能干的行政官员也常转调为文职。虽然有诸如此类的例外，但大多数官职仍然是授给那些经由考试正途出身的人。
在唐代之前，政府已经设立学校和书院来教育有志担任政府公职的人。由于考试在甄选公职人员的过程中日益重要，学校和书院的数目与规模也逐渐扩充。虽然有些学生可以修习诸如数学和医药之类的科目，但教育机构的重要方向仍然是训练有志出仕的学生准备参加考试。
从当代西方的观点来看，这种教育对于发展个人的行政才能和管理知识似乎毫无助益。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大都只偏重艺术和人文知识；其考试方式，又侧重于背诵能力、文体形式和作文技巧，反而忽略文章内容的整体性理解。虽然孔子的许多格言和训示对人性有极敏锐的观察，他也提出了许多充满智慧的政治卓见，不过这些东西却很难成为实际行政上的指导。
长久以来，中国公职人员的教育和考试为什么只偏重舞文弄墨，而不重视实用的知识，对局外人而言，始终是个难解的谜。这个怪异现象部分或许可归因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阶级学术传统，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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