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一下子，清华、北大，那时称之为“两校”，但写文章的笔名叫“梁效”的大院里，再一次率先将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张贴了出来，整个校园又沸腾了，“两校”在运动的排行榜上又将获得“第一”。他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看来，一场新的劫难又要来临。
正是盛夏季节酷暑难当的8月间，我看见周恩来手上捧着“评水浒”之类的“文件”。起先，我也纳闷。《水浒传》这部书我看过多遍，不过，我是把它当作饭后茶余消闲解闷的书来看的，并没有思考过。我脑子里缺少的就是文学细胞，因此，梁山上浩浩荡荡的108个英雄好汉对我也没有什么思想影响。这是怎么回事？《水浒传》居然上了红头文件，一向因工作繁忙，连电影都不看的总理，他也关心起《水浒传》来了？不明白，搞不懂“评水浒”
之举有何含义，故一时间未加理会。
但是，自那时起，到三五医院来的党中央领导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个别来的，有几个人一起来的。他们每次谈话的时间也比往日“探望”病人的时间要长多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所知道的只是总理要会客，有时知道总理见什么人，有时连见什么人亦不知道，只要说是客人到，我们就马上回避，末了，只了解总理会客几小时几十分，目的是掌握时间，必要时可以提醒总理不要太劳累，仅此而已。首长当中，我不回避的是叶老帅和先念同志。
从见到的中央领导人神情上可以感觉到首长们的情绪严肃、低沉与不安，可见当时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但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打8月份发现周恩来身上的膀胱癌已恶变为“鳞癌”起，总理的病情发展之快犹如大江决堤一般，真是一天一个样。
进入12月以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总理的病情已到了最后关头，恐怕是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医疗组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周恩来已处于垂危时刻，实际上等于发出了“病危通知”，说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情况而抢救不过来。
同时，我们也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汇报和解释，好让她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约在中旬以后，终于进入弥留状态，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并且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相反，昏睡的时间则越来越长。
医疗组加强了专家值班，心内科、泌尿外科、普外科和麻醉科等各科专家亲自参加值班工作，24小时不离开；不仅心电图监测，连输液、输抗菌素等各项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专家亲临指导，或是由他们操作。我们制订了在紧急状况下实施的方案：保证医疗组与各部门人员步调一致、行动迅速而准确有效地进行。
更进一步明确日常工作的分工与协调配合。其时，在医院的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警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等每一个人面部神情严肃，说话悄声细语、做事来去匆匆，大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但是，将一生奉献给人民事业的周恩来，他几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已使他视国家大事重于生命，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不例外。
在一天深夜10点多钟光景，外面的西北风刮得呼呼直叫，院子里稀疏的几棵大树只剩下光秃秃的干支在抖动；病室内静悄悄。值班护士在仔细观察输液瓶中的液体量以控制速度，使液水均匀地滴进静脉血管里；心脏病专家注视着心电图监测仪荧光屏上不停地上下跳动着的亮点所画成的曲线；其他专家在值班室（客厅兼用）翻阅病历资料；周恩来刚从昏睡中醒来，他即吩咐我给邓小平办公室打电话，想了解营口地区抗震救灾的情况。
当我从国务院值班室同志处了解到情况后便立即向总理报告。总理听后，好像稍微安静了一些。
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昏睡了过去，一时呼叫不醒，值班医生立刻把所有专家及医护人员叫到病房来。经专家检查发现，总理的气管里和喉咙口被黏稠的痰液堵住了，阻碍了呼吸，使氧气进不到肺里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导致大脑缺氧。医生用橡皮管接通吸引器将黏痰吸出来，并给予大量加压吸氧，总理很快又被从死神手里夺了过来。他重又苏醒了。
当周恩来发生昏厥后，值班同志立刻用电话将情况通报了党中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闻讯后都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来，待他们到达时，周恩来已经苏醒过来了。这一次，像军队进行了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那种“拉练”似的演练，对医疗组与病室工作人员是一次考核。虽说有惊无险地度过来了，但也足以说明病危中周恩来的生命已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随时都可能发生抢救不过来的情况。
对于像周恩来这样一代伟人来说，这种时候，他在精神上的痛心、痛惜和痛苦甚于肉体上的病痛。这种肉体与心灵交织在一起的伤痛已经使得他不是什么度日如年，而是分分秒秒地在忍受着煎熬。周恩来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痛苦与折磨，恐怕是到了极限。
周恩来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仍担心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有可能落入“四人帮”之手而毁于一旦。此刻，他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忧心如焚；他也知道自己回天乏术，难救苍生。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油干灯草尽，让死神轻易地来到，夺去他生命最后的宝贵时刻。
周恩来一生对人民事业耿耿忠心，他的生与死都同人民息息相关。
一个为国家民族奋斗了六十多年的政治风云人物周恩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除了叶帅每天的电话问候，小平、先念同志有事来谈，以及邓颖超在身边以外，能来的不敢来，甚至自己的亲侄子们也不能来探望他们的伯伯。为何当时对周恩来住院期间的会客制度规定得那样严格，有点不合常理，这同保密制度好像并无关系，我至今也不理解。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周恩来一息尚存，他像一座巍巍大山，是“四人帮”妄图阴谋篡权难以逾越的屏障，这也给党内健康的政治力量存有一线希望。
为周恩来办事必须有始有终，不要以为他从昏厥中醒来时讲过的话，他会记不清、或是忘掉了，不可存此侥幸心理。万一他问起你“电话”打过了没有？你怎么办？总不能撒谎吧？
12月20日早晨，值班人员按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接来了调查部长罗青长。他刚进病房，周恩来又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得在病房旁边的小客厅里等候。一直等到近中午时分，周恩来方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同他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在台的一些老朋友情况。两个人似乎没有谈多少事情，周恩来再次昏睡了过去。谈话只得中止，医生马上进病房来检查和抢救，罗青长在病室外焦急不安地等候着，他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他不能让总理因他来此谈工作而过于劳累再度发生昏厥。罗青长未向周总理告辞，便悄然离开了医院。后来，罗青长每当谈起这件事情，便心里感到难过而落泪。他觉得很遗憾，没有能聆听到周总理对台工作的重要指示，罗青长是周恩来生前与之谈论工作的最后一位部长。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当他知道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诗，他让身边人员赶快将《人民日报》找来。这天下午，大家仍然按习惯，在周恩来清醒时，若见到他精神还可以，便提醒他：是否要读《人民日报》主要版面的重要新闻。他就让读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这首诗。
元旦后的头两天，周恩来的精神似乎好一点。例如，他让工作人员多次读毛主席诗词，偶尔亦议论一两句话。病情已经如此危重的人，这种现象的出现，反而使一些同志担心起来，认为这是不是人家常说的那种“回光返照”，这决不是“好兆头”。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心脏停止了跳动，整个病房一片哭声
1975年隆冬季节，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解放军三五医院住了一年半，毕竟癌症问题是个全世界都没有攻克的难题，尽管由来自全国各地最好的医学专家为他精心治疗，但他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且渐渐地发展到了晚期，那颗伟人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着。
那是一个天低云暗、朔风呼啸、白雪飞舞、冰冻地裂的寒冬。
深夜里，大多数北京人已进入梦乡。外面呼呼地刮着刺骨的西北风，病室里暖融融、静悄悄。
此时，夜间的病室里只开着几盏床头灯，光线微弱，值班的专家在心电图监测仪旁注视着荧光屏上心脏跳动时的电波变化。几位护士守护在周恩来的病床旁。她们测脉搏、量血压，精心地观察输液瓶里输进病人血管里的各种液体：葡萄糖盐水、血浆白蛋白、新鲜血液和各种抗菌素的输入速度与剂量，还有全身上下纵横交错着的许多管子的输入和排出的情况。
自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发生昏厥，经医生及时抢救，生命虽然暂时维持下来，但这正说明他的精神与体力已经消耗殆尽。这时，身高173公分的周恩来，他的体重只有几十斤。他躺在病床上，盖着被子，胸部起伏活动微弱，离他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这巨人的身躯。当你走近床边，才见到他瘦骨嶙峋、脸色苍白、满脸胡茬，他的眼睛亦失去了昔日那炯炯有神的光彩。
他仰卧病床，目光凝视着房顶，轻轻地嘘气，或是长长地叹息，很少言语。他即便说话，声音也很低微。不过，他偶尔跟身边的人说上一两句话，吐字仍然非常清楚。这表明他大脑的思维功能依旧完好无损。对周围事物的了解、理解、分析与判断能力仍是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