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立刻和他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由他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我和他正要告别，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些什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把记着我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随口说了一遍我的电话号码。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下午见面，他似乎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了。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莫名的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罗，自称是湖北黄岗人。他因为我“熟知”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了我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位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位非台湾人，叫 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罗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发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罗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靠着这薪水，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罗教授，更感激阿文。归根结底，是他帮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Steve的实验室远离罗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台湾同事的谈话，相貌举止也与他们相近，但与他们相处时，却仍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就极少参加此类的聚会。
所以，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每次临走时表现出的失望情绪，却总是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慢慢变浅，变淡，却总也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
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阳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
第一部漂洋日记（7）
五月。白雪消融。
我惊讶地发现，白雪下面的草坪竟然一片油绿。原来，那草坪从不曾枯萎，只是一直被白雪覆盖着，我便理所当然地把它想象成枯黄的样子了。
冬季学期结束了，春季学期立刻开始。我的成绩非常优异，《高级控制理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A＋； 是全班最好的成绩。 我上课时候不再对教授的话不之所云，而对于同学们的提问也终于听明白了——其实大多数美国学生的提问，虽然语气非常的自信，但内容——什么1/x求导为什么是lnX啦，sin 除以 cos 为什么是 tan 啦——简直是要令人发笑的。
为何如此自信呢？我只是听系里一位华裔教授说过：在美国，给孩子建立自信心几乎是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最重要目的。家长和老师对于孩子的一点点微小进步，都要大肆赞扬和鼓励。这和我们小时候有多不同阿——拿着满分的试卷回家，父亲只不过无动于衷地说一声“还成”罢了。
然而自信毕竟是可贵的。多一分自信，也许就多了一份勇气，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吧。再聪明的人，难免会遇到困难，如果缺乏自信，恐怕是难以前进的。
而我是不是就太缺乏自信了呢？想必是吧。也许，比起与我同龄的中国同学们，我的自信也是差着一些的。毕竟，他们没有在自家的杂货堆里消磨掉那么多的时间。
但无论如何，在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是以优异的成绩和顺利的工作作为结尾的，我的自信总该稍微增添一些了。至少，我的心情终于有些好象这生机勃勃的季节了。
我的住处也越发变得小康——犹太房东卖给我一台二十寸的彩电，是镶在巨大的木质盒子里的那种。虽然它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但图案和声音都很清晰，热心的老太太还帮我把她家的有线电视线路接到地下室。我的生活比以往丰富多彩了。
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有线电视台里的国际频道，每夜转播四小时的华语节目。其中包括半小时的中央四台新闻联播。
发现中央四台节目的那晚，我趴在床头如痴如醉地观赏了一遍新闻联播，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当我再一次听到中央台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时，差点儿激动得流下眼泪。
多么好笑呢，我从来都不是关心时事的人。
安阿伯的春天虽然同北京的春天一样短暂，却从不见北京那样的黄沙满天。
更何况这里满街都是盛开的桃花和梨花。所以，我有些喜欢这个春天了。
阿文却痛恨这季节。春天空气里特有的芬芳使他过敏。从NBC的女气象播报员郑重地宣布春天开始的那天起，他便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涕泪横流，昼夜如此，苦不堪言。
我并没有昼夜陪伴他，我们只是在每周的例会上见面，但从他充血的双眼，疲惫的神态和马拉松似的喷嚏，我料想他应该时刻被空气里的花粉折磨着。
可我却真是喜欢这特有的春天的味道。尤其是在傍晚，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会为了这温柔的气息而放慢脚步，在屋外故意多耽搁些时间。
可见，我和阿文的确不同。
花粉过敏却并没有妨碍阿文到Steve这里来通知各种会议和聚会，那由远而近的喷嚏声往往提前报告着他的到来。
六月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实验室的窗外一片阳光明媚，室内的空调却矫枉过正，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寒冷。
我和Steve默然地面对着张牙舞爪的汽车支架，从容地反复着我们一如既往的测试。
Steve是个非常安静腼腆的人，他不若我所接触的其他美国人那样，总是主动搜寻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向我表达一下他们对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兴趣，尽管很多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其实丝毫不关心我给他们什么样的答案，因为他们脑中早有答案。
他们早就知道，中国人没见过电视。
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对别人的文化并不真正感兴趣。就象我的第一位房东，他不关心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也不真正关心中国人到底知不知道电视是什么。当他偶尔表示关心的时候，只不过是想表现一下他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罢了。
然而Steve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也就从来未曾向我表现过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我们从来都是默默地进行着手里的工作，对话减少到最低限度。
Steve的面部线条不若其他白种人那么夸张，在我看来恰到好处。他的嘴角微微翘起，似笑非笑，即使在沉思时也是这样，微笑起来便更加动人。他两腮永远都刮得干干净净，微微泛着一抹清黑色的光，剃须膏的味道幽淡而清澈。
我一般不会觉得白种人性感，但Steve是个例外。也许是因为他的样貌，也许是因为他的沉默。
他的沉默当然也会显得有些孤傲。不过，我却丝毫不反感。因为我相信，这孤傲是生在他血液里的，而不是专门做出来给我看的。
午后的阳光很快晒到他额头上，几滴汗水晶莹剔透。可我却觉得很寒冷，身上一件衬衫似乎无法抵挡强劲的空调。
我偷视他身上的T恤衫，心中疑惑他何以衣着如此单薄却还热得出汗。
时间似乎过的非常缓慢。当一个人做着他毫不关心结果的事情时，这种情况就再普通不过了。
突然间，楼道里又响起熟悉的喷嚏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我为我的振奋而不安，更为片刻前的倦怠而羞愧。这份工作不但让我丰衣足食，还让我小有积蓄。我不该对它抱有厌倦之情。
阿文转眼间跨进屋来。
他告诉我们，罗教授的一位学生下个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