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文转眼间跨进屋来。
他告诉我们，罗教授的一位学生下个月就要毕业了，大家决定今天下午开个派对，为他送行。
这种情况不比平常，如果仍不参加，未免显得不近人情。 Steve也不好意思推托，只说要忙完手里的活再去。 他随即又补充说，也许冬可以立刻去帮帮组织者们的忙。
其实我和组织者的关系也没有密切到哪里去。 但阿文的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光芒。我便不忍推托了。
我们走出实验室来，阿文似乎很开心。他告诉我，他的任务是采购。他叫我和他同去。
我们坐进他的丰田车。尽管才六月出头，车子在停车场里晒了一中午，里面比蒸笼有过之而无不及。坐在如此闷热的车里，谁又能相信，不过在一个多月之前，路边还看得到积雪呢？
我拼命摇下窗。阿文索性脱掉衬衫。他身上的T恤有些紧了，清晰地勾勒出肩背的轮廓。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偌大的停车场，密密地停满了各色的车辆，不知哪辆车的反光镜把阳光反射过来，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睛。
汽车慢慢启动，一丝风透进车窗来，爽透心肺的感觉。
我们要去的超市在城市的另一头。吃的用的应有尽有，价格也较学校附近的商店便宜。由于距离很远，我还未曾去过。
汽车很快就驶出校园，路边不见了整齐的校舍，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灌木林，纷乱的枝杈一片葱绿，似乎从未被人开垦过一样。
豁然间，灌木林换做蓝天白云。汽车驶上一座宽阔的桥梁，桥下河面异常开阔，若不是向天边蜿蜒而去，看不见尽头，我几乎要把它当作湖了。
“这是一条河吗？好宽哪！” 我惊叹。
“你从没来过这里吗？这可是安娜堡最美的地方了！”
“没来过。也没听说过。不过这里真美。”
“不如，我们在河边停一停吧，反正时间还早。” 阿文把车子开离主路，停在河边的一个小停车场里。
午后的太阳愈发的慵懒。河水缓缓地流动，一群鸭子躲在树荫下，啄食着鹅卵石间的泥沙。
我们坐在河边的长椅上，看着树影在水面晃动。一群雁，试探着向我们围拢过来，想必是在期望我们掏出面包或饼干来饲喂它们。
“你喜欢这里吗？” 他突然发问，“我是说美国。”
“不喜欢。” 我有些措手不及。稍加思量，我还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想在这慵懒的环境里多费心机。
“为什么呢？” 他应该是在问我，听上去却仿佛在自言自语。
“这里天气太冷，而且也很寂寞。”
“想回北京去吗？”
“想。但不能。”
“哦，为什么呢？”
“不想让家里人失望。”
“我也是。”
“你也想回台湾么？”
“不，我不想。我是说我也不想让家人失望。”
我有些诧异。可是似乎没力气追问。都怪这午后的阳光，仿佛吸去了我浑身的能量。
我们沉默了许久。
“我家人想我回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我结婚生子，继承祖业。”
我又变得无力了。无力移动舌头或是嘴唇。微微一丝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些许水草的清香。
“可我还没有女朋友。我也不想结婚。”
我不知他为什么补充了这一句。我并没问什么。我的心思正在悄悄溜掉。
也许，每个人最终都要结婚吧。阿澜就曾经在日记里写到：“辉是一定会结婚的，所以我没有未来。”
可辉到底是不是结婚了呢？和那个叫做梅的女孩么？如果是的，那么现在，他们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吧。而阿澜又在哪里呢？此时此刻，也就是他日记中写到的“未来”，他到底拥有些什么呢？
结婚。一个奇妙的字眼。记得童年的时候，我也曾经憧憬过的。 片刻前，好像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却突然就在眼前了。
比如伟吧，他也许已经和于佳慧结婚了吧？多半不会，他们都还没有毕业。 伟的专科只需三年，于佳慧原本比我们早一界，今年夏天，再过一个多月，他们就都毕业了。
他们会不会马上就要结婚了呢？
野鸭纷纷跳到水里，溅起的水花搅乱了我的思绪。我转头去看鸭子，却碰上阿文的目光，似乎有些黯淡。也许是这树荫的缘故，阳光毕竟是太强烈了。
阿文随即把头转向鸭群。也许是扭得急了，被阳光晒得微红的脖颈上微微跳起一条青筋。
我的目光于是有些肆无忌弹了。如同我的手臂，似乎不经意地搭上阿文的肩。
那T恤果然有些小了，摸上去很光滑很平整。
他浑身似乎僵硬了，每块肌肉，每根毛发。
但他的体温却灼着我的手。
我收回手臂。转头去看水面的树影，它们已经延伸了许多，快到河中央了。
“我们走吧，好像很晚了。”阿文舒展一下臂膀，仿佛他肩上的肌肉已经紧张劳累了很久，此刻已然麻木了似的。
“我教你开车好吗？这样你以后可以经常到这里来。” 他突然补充了一句。
我不置可否，只有对着他微笑。
学习开车，对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尽管我的存款很微薄，无力购买最破旧的二手车。
我从沙滩上拾起一块扁平的石子，让它从水面上蹦跳而过。阿文也效仿我的样子。可他似乎仍然有些心不在焉，那块石子一头扎到水里便消失了。
就如同上中学时一样。那时，我和伟时常徘徊在护城河边，他手中的石块在水面连续跳动很多次，而我的却总是一下子就沉入水底了。
不过，我的石子却往往激起更大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把伟刚刚创造的那一串秀气的水纹撑破了，挤散了。
或者说，混在一起了，分不开了。
第一部漂洋日记（8）
那晚的聚会就在我们平时开例会的实验室里进行。出乎我的意料，罗教授并没有参加。
从平时罗教授与大家说笑的情形来看，他是无论如何不该错过如此重大的聚会的。自己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怎么说也要花费四五年的心血。 不过又要缺少一个做科研的主力，他心里恐怕也会有些遗憾呢。
美国大学的教授，最主要的任务其实不是授课，而是科研。不论他课讲得多烂，只要科研做得好，手里握着大把的经费，就可稳坐教授的宝座，直到生为终身教授。而科研呢，自然是教授来指导博士生们完成了。 所以教授与博士生的关系，其实就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教授就是老板，也是商人，写报告拉来科研经费，就好比谈成一笔生意。而博士生呢，就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工人”，“工资”，也就是奖学金，多半是从教授经费里获得的。 对于教授而言，培养一个博士生就如同培养一名员工——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顺手。而博士生总归是要拿到学位毕业的，毕业了就不能再帮助老板做科研。 所以很多教授并不希望自己的博士生早毕业，更有甚者，会在暗中做手脚，拖延学生毕业的时间。
不过罗教授倒是性情和善，处处都是要为学生着想的。所以这毕业聚会他居然缺席，我难免要疑惑了。
然而他的研究生们却对此丝毫也不意外。他们嬉笑着放肆地拿导师和师母说笑，散布出许多关于罗教授怕老婆，下班一贯立刻回家的故事。我将信将疑。
其实这种聚会真的没什么意思。
即将毕业的男生身材瘦小，皮肤出奇的黑，口齿也特别不清，让我联想起台湾中央山脉上居住的原住民。
这位瘦小的“原住民”想必就是我在报纸上读到过的“台独分子”吧，因为我曾听见有洋人问他是不是Chinese（中国人），他回答不是Chinese；是Taiwanese。这种答法和罗教授的其他台湾学生不同，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回答是中国人，不过来自台湾，或在台湾长大。
想必台湾的外省人并不占大多数，如何到了罗教授的实验室就成了主流？可能因为罗教授本人是“外省人”吧。
很奇怪的，人总喜欢分成群体，可以以肤色分，以语言分，以口音分，以地理位置分，以年代分。记得小时候看的《小人国》里，两个小人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原因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打鸡蛋时总是从大的一头开始，而另一国人则是由小的一头开始。那时我疑惑的并不是为什么要为了这点小事打仗，而是如果从任何一头打破鸡蛋，那么怎样用两个拇指干净利索地把鸡蛋掰开呢？
就象母亲做的那样。 母亲总是从中间敲破鸡蛋，然后用两个拇指轻盈地把蛋分开来，透亮的蛋清和浑圆的蛋黄就完完整整地落到碗里了。
不知道“原住民”是如何打鸡蛋的？那外省人呢？
阿澜呢？还有辉？他们打蛋的方式相同么？辉，他到底选择了哪一种方式呢？我呢？我应该选择哪一种方式呢？
我的手很笨，经常会把蛋搞得支离破碎，手指上沾满蛋清和蛋黄，粘粘的有点儿象鼻涕。
也许是因为族群不同的原因，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反正“原住民”在这群台湾人里总有些被孤立。我可以从他们平时同他谈话的表情中感觉到。
虽然其貌不扬，形单影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