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这里指宛平县城）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晚上10时半左右……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第一部分卢沟燃战火（3）
原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在1947年举行的东京审判法庭上，明确地说是日本的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派特务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8日，我由内蒙德化乘飞机到天津。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喽？”他满脸通红地点头承认。
《日中战争史》的作者秦郁彦曾在日本投降后就此事向茂川做调查。茂川1953年10月19日复函回答称，1937年7月12—23日，茂川以特务机关长身份指使日本特务趁夜色在中日两军之间打冷枪、燃放鞭炮，为日军扩大侵略战争制造借口。茂川在日本投降后拍着胸脯承认，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1944年，牟田口廉也已由侵华日军联队长升任日本侵略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佩带中将军衔。他毫不含糊地承认：
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日］儿岛襄：《太平洋战争》（下），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119页。
由此可见，日本军部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队长清水节郎以及天津驻屯军参谋班一伙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并将事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阴谋的参与者和策划者。第29军将士旺盛的战斗精神和全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一部分高级将领。秦德纯毅然给所部官兵下达战斗命令：“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不准日本的一兵一卒进入，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就是我军官兵最光荣最重要的基地，要与城池共存亡！”第29军司令部也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在宛平城内的专署会客厅，王冷斋见日军公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即向樱井等日方人员严词责问，谴责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大局，应负酿成事变的责任。樱井强词夺理地说：“我军开枪或出误会，应当努力于此事的调解，勿使扩大。”中日双方相互射击一个小时，调查小组的激烈争论仍无结果。突然，一个日本传令兵手拿一张名片进入宛平专员公署会客厅，说牟田口联队长、森田彻联队副邀请王冷斋和团长吉星文出城谈判。对此，王冷斋以守土有责不能擅离职守拒绝，双方商定由林耕宇和寺平忠雄出城，与日军战地指挥官森田彻当面商量就地停火问题，然后再进行谈判。这时，宛平城门已经被中国守军用麻袋包阻塞，一时无法打开，林耕宇和寺平攀着粗绳从城墙上缒下去，去见日本战地指挥官。王冷斋送走林耕宇和寺平，当即向北平高级机关报告日军首先向宛平驻军开枪情况，请其向日方交涉制止事态发展。一个小时后，林耕宇来电话向王冷斋报告，他与森田彻谈判没有结果，他已回北平向领导机关汇报会谈经过。日军见王冷斋不屈服，就又向中国守军射击，还用迫击炮轰击宛平城。
为再施加压力，牟田口廉也7月8日下午5时向王冷斋发出最后通牒：（一）限于当日下午8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退到永定河东岸，如果逾期，便用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居民撤至城外；（三）让在城内的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等出城。王冷斋看了冷笑连声，与营长金振中指挥中国部队奋勇还击。战至下午6时左右，金振中和保安大队副孙培武先后负伤，但仍奋力反击，坚守阵地。枪炮声停止以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派人送信来，约王冷斋出城商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城外，否则还要用日军的大炮轰击宛平城。王冷斋答复河边正三称：“在开战中不便会晤，建议双方先行停火，一切由北平高级机关解决。如果日军不肯停止射击，我军不能坐以待毙，当予以强烈回击！”当时驻守西宛的何基沣旅见日军进攻该旅吉星文团驻守的宛平城，便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地区向日军展开反攻，猛扑回龙庙、刘庄两个据点，于7月8日晚9时攻下回龙庙和刘庄。8日晚，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第38师师长张自忠，分别在北京、天津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交涉停火。
到7月9日凌晨2时，中日双方达成三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三）宛平由中国保安队接防，人数限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王冷斋和中国官兵以为停战协定既已成立，战事应该可以休止，岂料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早在前一天晚上9时20分就秘密下令：“旅团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发动攻击。”9日6时，河边正三背信弃义，下令向宛平城猛烈开炮轰击，发炮70余发。王冷斋见侵华日军又违约发炮进攻，当即用电话向北平报告。经中国方面严厉谴责，日军回答说：“这次炮击是为了掩护撤兵。”日军虽暂时停止炮击，却埋伏在北平至卢沟桥中间的大井村附近，在前来接防的中国保安队于9日7时50分经过大井村时，突然开枪阻止，打死中国保安队员1人，伤数人，使中国保安队受阻，不能前往宛平接防。王冷斋当即派人去见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谴责日方背信弃义，但河边正三狡诈诡辩，交涉几小时也毫无结果。
第一部分卢沟燃战火（4）
9日12时30分，中方监视委员、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到达现地，要求日军旅团长实现停战协定。河边正三有意挑起战争，蛮横地节外生枝，提出三项要求：（一）宛平城内中国军队只留一个小队（排），其余全部撤退到永定河西岸；（二）保安队限定50名，只能携带步枪和30发子弹；（三）为了监视中国军队撤退，由日军旅团长到宛平城内巡视。中方为避免扩大事态，又做出让步，除第三条外，基本上答应了日方的要求。河边正三这才同意中国保安队到宛平接防。在中国方面一再催促下，日方监视撤兵委员、日本的北平特务机关顾问中岛才于7月9日下午3时到达宛平。经中日双方会商，决定分两组监视撤兵：甲组为林耕宇和樱井，前往回龙庙、铁路桥一带；乙组为周思靖和中岛，负责大井村一带的撤兵监督事宜。甲乙两组分途出发，到下午4时回来报告，两路日军已经撤退。这时，中国保安队尚未进城，王冷斋请周思靖和中岛前往大井村与河边正三旅团长接洽。两小时后，周思靖和中岛带中国保安队员50人回到宛平城，交给王冷斋接收。王冷斋指出，在北平商定300名保安队员来宛平接防，现在只来50个，每人又只有1支步枪，与原议不合，不能接收。半小时后，北平市长秦德纯从北平给王冷斋打电话称，已同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商妥，中国保安队可全部进城，但保安队所携带的机枪需送回北平。
9日下午7时，中国保安队才陆续来到宛平，但不到200人，据说是由于每挺机枪需由3人押运回北平，故人数不足。这时，河边正三派人来见王冷斋，要求允许他率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被王冷斋婉言谢绝。王冷斋带中国保安队指挥官贾朗义、王挥尘同第29军的吉星文团办完宛平防务交接手续，刚从城头下来，就见几个日本人直奔而来。上前一问，原来是河边正三要来慰劳被拒后不甘心，又派顾问笠井、秘书官广濑、翻译官爱泽三人，携带香槟酒到宛平慰劳王冷斋，感谢他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功劳”。王冷斋刚打发走三个日本“赏劳使者”，就接到报告，说城东北沙岗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退完毕，又有不少日军去而复返，不少于300人。原来，这是河边正三有意挑起争端的预谋行动。他不但不从卢沟桥地区撤军，反而暗中将在通州的日军第2大队调到沙岗，企图利用中国军队撤出宛平之机会夺取宛平。
果然，10日凌晨3时40分，河边正三命令在沙岗的日军再次攻击宛平，幸而中国保安队早有准备，以枪弹还击，又有尚在宛平的中岛被迫出面交涉，日军的阴谋才没有得逞。王冷斋见事态紧急，忙用电话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报告日军在沙岗隐藏及袭击宛平情况，请示处置办法。秦德纯命王冷斋与中岛一起赶赴北平，共商善后处理方策。7月10日上午7点，王冷斋偕中岛乘车前往北平，路过铁路涵洞处时，被如临大敌的日本士兵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