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案正式提交盟军总司令部前，《每日新闻》于1946年2月1 日抢先披露了草案的大致内容。对这种极为保守的草案，麦克阿瑟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况且，1945年底，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了莫斯科会议，决定在华盛顿成立由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在东京设立由美、英、苏、中四国组成的对日理事会，进而对修改宪法等问题做出重大决定，即在执行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或决定时，如理事会成员对最高统帅提出异议，最高统帅则须停止执行，直到委员会取得一致。就是说，远东委员会里的苏联等国拥有对麦克阿瑟采取行动的否决权。远东委员会预定于1946年2月26日正式成立。为此，麦克阿瑟要想不受苏联人的牵制，就必须在2月26日完成草案拟订工作。
于是，麦克阿瑟在2月3日命令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长惠特尼迅速起草宪法修改案示范草稿。
他强调说，下面的三个原则必须被包含进去：一、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所行使的职能要体现国民的基本意志。
二、日本要废止运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日本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
三、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贵族的权利只限于尚在的一代。
第六部分落太平洋（8）
根据这一指示，惠特尼领导一班人马从2月4日起进行了一周的日夜奋战，搞出了一部新宪法草案，并于13日交给日本方面，责令日方以该草案为蓝本迅速起草一份日本的方案。美方的宪法草案实际上是美国制度与英国制度的结合物。它使天皇降到了只是“国家象征”的地位，确立了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体制。国会两院将由民选产生，首相由众院选举并直接对国会负责。
日本政府很难接受这一体现主权在民的彻底冲击日本国体的宪法草案。2月21日，币原拜会麦克阿瑟，试图寻求松动，但麦克阿瑟向他透露了远东委员会里出现的不利于保存天皇制的呼声，并说：“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这是不容变更的两大原则。只因规定了这两个原则，才能排除苏联的反对意见而维持天皇制。在当今国际形势下，美方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正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天皇的地位。” 币原在进退维谷时，决定将一切经过奏知天皇。次日，币原等三人进宫晋谒天皇，请求天皇予以决断。天皇这一次态度比较冷静，声称即使从他手中剥夺一切政治机能，他也将予以全面支持。
吃了定心丸的币原随后召开内阁会议，委托松本国务相按照美方的草案，起草一份日方的草案。于是，松本就和法制局第一部长佐藤达夫一起拟订草案。3月2日，松本终于作成试案。其间，盟军总司令部频频来催，要求日本政府一定要在两天内交出草案。
4日，松本将草案日文稿带往盟军总司令部。日美双方专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才搞出了一个比较规范的英文稿来。
6日，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全文分为11章92条的《宪法修正案纲要》。这个《纲要》的“序言”中的第1条指出，天皇的地位“基于享有主权的人民的意志”，明文规定了主权在于人民。
4月10日，日本进行了众议院大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进步、最民主的一次选举，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战。大选后，由自由党的吉田茂组阁。吉田政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波茨坦公告》所说的由“国民自由表示的意志”选出的政府。
7月2日，远东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对正在激烈辩论该草案的日本第90届议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8月24日，众议院终于以421票对8票通过了新宪法草案。
11月3日，天皇裕仁出席了公布宪法的典礼，并且宣布： 现已明文规定，日本国民主动放弃战争，希望在全世界实现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永久和平。永远尊重基本人权，在民主的基础上管理国政。朕愿与国民竭尽全力，携手并进，正确实施此宪法，重视法规和责任，努力建设爱好自由与和平的文明国家。
1947年5月3日，新宪法开始正式
生效。天皇和吉田首相等人出席了在皇宫前广场举行的盛大的颁布宪法典礼。随着民主化的新日本的逐渐形成，穷兵黩武半个多世纪、给东亚及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日本帝国和它的根本大法一起，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1）
“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初探
及经验教训初探
——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
一、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封建社会，在19世纪中叶已发展到晚期，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均已面临最后的崩溃，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不可避免。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亦都受到腐朽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扼杀。早在18世纪中叶，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即已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到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前夕，已比较广泛地存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工场手工业已在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出现且密度较高，并在一些重要行业中较为发达。但由于幕藩领主对外推行锁国政策，对内限制、打击工商业，推行扼杀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状况也与日本相似，在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即已产生。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更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使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由于清政府一直对外闭关自守，对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维持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不断加重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剥削；使饥寒交迫的农民无力迅速提高生产力，并使工商业的发展难于同国外、国内发生广泛联系，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极大地阻碍了两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两国的封建经济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农业耕种面积停滞不前甚至缩小，农村人口减少，歉收和饥荒不断发生，财政危机亦都十分严重。
日中两国的封建政治危机则更为严重。由于财政经济困难，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悄然变化着，终致发生动摇，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了。在日本，武士阶级，尤其是下级武士严重贫困化，使之“恨主如仇”，认识到幕藩体制已无可迷恋而寄希望于寻求新的出路。不少下级武士或搞副业，甚至经营商业；或成为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设私塾授徒，其中不少成为向往资本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幕府和诸藩统治者为解救封建危机而推行的一系列幕藩改革也相继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已腐朽不堪，吏制黑暗，贿赂公行，连八旗军队也逐渐陷于瘫痪状态。两国的封建体制，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变本加厉地压迫榨取，实行种种倒行逆施政策，力图挽救其覆灭的命运。这样，两国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展开了持续而广泛的农民和市民的反封建武装斗争。日本在19世纪初，全国平均每年发生5次农民起义，1833年一年中就发生30多次，1861—1867年七年间共发生194次，平均每年278次。在中国，从清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而起。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打击下，封建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总之，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封建统治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封建社会面临着总崩溃的深刻危机。生产力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摧毁业已腐朽的封建体制，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无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前夜的中日两国，又都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欧美列强的侵略，民族存亡的危机，迫使两国迎接严峻挑战，做出历史的抉择。
19世纪中叶，停滞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门槛前的日中两国，与欧美各国相比较，其社会经济发展已是大大落后了。在17世纪前期，日本德川幕府建立起幕藩体制和中国清朝建立封建专制统治时期，西欧的英国已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日中两国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之时，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走在前面的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开拓和建立起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尖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野蛮民族”，说的是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民族，而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这类国家和民族，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惟有实现资本主义才能避免灭亡的道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非完全是由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