莸乜浯蠊柿魇窒蟆⒁怨柿魇碛衫粗罩构蟛ǜ母铮际遣辉市淼摹薄Ｗ钣幸馑嫉氖牵诓煞弥姓盼目岢隽礁鑫侍猓罄幢甘苤冈稹Ｒ皇撬衔拔颐堑墓蟾闹聘枰ü坏恪么Α慈〉霉芾聿愣愿闹频呐浜稀⒗聪闹剖钡摹诓咳说执ァ野颜飧鼋凶觥剖捅ā雌鹄础魇А艘槐疲涫凳潜苊饬烁蟮乃鹗В颐窃谡夥矫嫖裁淳筒荒苎а翁嬲钥镓纺亍薄６撬怠癟CL、科龙我都去过，我带我的几位同事一起做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根本不是郎说的那么回事。中国好不容易有几个像样的企业，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家，他们有缺点，你可以发表批评性的评论，但不能通过这些‘爆炸性’的东西来引起轰动啊，这样的行为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根本就离开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了嘛，这根本就是滥用‘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吴敬琏为什么能得到尊敬？因为他讲事实、不编造，不懂的东西不乱说”。
张文魁的观点被认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产权改革的代表观点。因此张文魁和郎咸平的交锋被看做这次研讨会的热点。
郎咸平认为，这次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张文魁承认，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不少阴暗面，但是他强调 旧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新体制带来的弊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且正在被逐步克服，因此，我们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郎咸平反驳说，我记得很多学者最近在骂我，说郎教授你不懂，这是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我纳闷，为什么要出现问题？为什么把老百姓的财产拿来解决问题？
关于国资流失的问题两个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张文魁认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许多国有企业在账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资流失。其实，那几个亿的国资有可能许多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账，所以在改制时国资大量“缩水”是完全正常的。另外，改制时还要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资产都在这个过程被抵扣掉了。郎咸平认为，我们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国资委的，或者是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没有通过老百姓，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地转到资本家的手中，不管通过什么方法，ＭＢＯ也好，什么都好，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
对于ＭＢＯ两个人的观点也针锋相对。郎咸平说国有资产通过ＭＢＯ方法大量流向国企老总手上。国企老总和郎咸平和保姆没什么差别，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这个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我们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张文魁反驳说，西方职业经理人在尽“受托责任”时得到了应得的市场化薪酬，大企业ＣＥＯ几千万美元的年收入是寻常事。而中国国企的高管呢？不能与西方大企业的高管相比，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长期以来的确是计划经济下的薪酬、是平均主义原则下的薪酬。因此，在国企改制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贡献较大的国企高管给予优惠性的购股计划是合理的。
郎咸平反驳说，经营好了我给你分利润这没问题，但是股权给你这是不合理的，股权是国家的、股民的，像韦尔奇一样一年拿一两千万美元，但公司是股民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像通用电器一样，是国家给你的机会，国家给你机会做好是应该的，现在变成国企老总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这是多么荒谬。
第二天的媒体把张文魁先生此次与会称为“单刀赴会”。当时会场的气氛确实有些火药味。由于观点相左，左大培几次大声打断张文魁的讲话，会场气氛数次被推向高潮。
“他们说我‘左’，我这次就‘左’到底！”左大培显得格外激动，嗓音嘶哑，讲到动情处，竟无语凝噎。
韩德强在发言中认为，厉以宁把私有化视为搞好国有企业的不二法门，最后结果是搞死了国有企业。韩德强甚至断言“中国的改革比俄罗斯的改革好不到哪里去”，“新制度经济学教唆国有企业老总贪污腐败”。
杨帆的发言带有明显的“声援色彩”。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和“话语霸权”，就这次郎咸平遭遇的风波而言，“‘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他采取了联合封杀、贬低人格两种手段”。杨帆说：“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政府垄断，但不承认有私人垄断。他们自己就是私人垄断。经济学界垄断程度很高，一小部分著名经济学家通过主流传媒炒作，各种豪华论坛、年会、联谊会等等，排除异己，就可以掌握话语控制权。不信做实证研究，各种基金评委、企业顾问独立董事、主流刊物评委高度垄断集中，可能不超过30个人。这30个人很容易达成共识。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政府垄断，一方面制造私人垄断，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堕落。真正自由主义者绝对不可以容忍，它败坏的是自由主义名声。”
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郎咸平表示“今天很遗憾，今天讨论是针锋相对，一面倒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坦白讲对我负面的观点我非常希望听到。今天会议是全面性的发邀请函，但真正来的就这么几位。观点又出奇的一致。这不是事先安排，也不是集体行动。大家了解我的习惯，我从来不跟人联系，独来独往。我跟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关系都是不错的。我也经常收到邀请，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打压”。当有人问他“您今天得到在座新左派的呼应，您是否愿意加入新左派的阵营当中去”时， 郎咸平面有不悦：“我只是实证的财务学家，我是从资本主义到这里的实证财务学家。我探讨的数据你可以不同意，但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实证资料在后面支持。我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往这方面想问题，我个人也不希望如此被定位，我只是用数据说话的学者而已”。
有识者指出：这次会议成了争论大爆发的起点，非但没有缩小双方的分歧，而且将分歧撕裂成鲜明对立的阵营，演化成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双方互相攻击的言辞，都升级了。
接过了郎咸平话筒的赵晓没有参加会议，他委托别人在会上宣读了书面发言——《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他认为“郎咸平教授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相对不足。他的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贸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赵晓的书面发言稿中意有所指地说，“当公牛闯入瓷器店，许多人为牛的勇猛而喝彩，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最终是由社会来买单的”。从此有许多人在提到郎咸平都说他“好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1）
左大培
8月28日北京“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结束后不久，网上就出现了一封《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出版的《郎咸平旋风始末》一书中）。公开信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吴邦国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胡锦涛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公开信的末尾，写着公开信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德强（副研究员）。
下面明确地注明日期：2004年8月28日。
在公开信上署名的第一个人左大培今年52岁，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后相继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他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其中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作为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左大培也公开说“自己以‘左’为荣”。8月份以来，左大培的特立独行和“左”使他站在了郎咸平一边。
2004年的夏天，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所谓的“郎咸平事件”了。在经过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之后，《北京晨报》报道左大培发表书面声明《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这篇报道援引左大培的书面声明中的一句关键语：“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