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
其实，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经济学界搅起风波。1994年，朱镕基搞宏观经济调控，当时有一百名权威经济学家站出来，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宏观调控，包括萧灼基、厉以宁、董辅礽这些老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够热，宏观调控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左大培写了一篇题为《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月的一期上，反对这一批经济学家对于宏观调控的观点。左大培认为“这一百位教授在宏观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使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的……他们之所以在宏观问题上发言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
但是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左大培一直认为是经济学界有意对他“进行集体封杀”。到1994年3月份，围绕着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争论开始升温，《经济学消息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场争鸣的文章。到1994年的4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春季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左大培又和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对通胀问题展开了争论。最后，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这件事情随后才慢慢平复下来。
作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左大培就被人称为“左大棒”和“左琴科夫”。外号“左大棒”，是因为左大培喜欢和人辩论。左大培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早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参加游行、开会、写大字报、辩论。在与对立派的辩论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把一个大学生驳得哑口无言，那时我才15岁。他辩论不过我，气得只好威胁要揍我。还有一次开会，有个女同志要和我辩论，当时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就对她说，你不要和左大培辩，你辩不过他”。左大培宣称他自己就像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某个问题上让自己的思想“爆发”，并给对立面造成灭顶之灾。
左大培从一开始就研究的是最为主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现在左大培在社科院教授的课程依然是：西方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对此，左大培解释说：“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一位笔名叫“苏吴子弟”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排了一个顺序：从左到右排队的话，最左边的是左大培，其次是韩德强，这两位可以说是极左派，再向右是杨帆，郎咸平大约应该位于韩德强和杨帆之间，杨帆算是中间偏左派，秦晖应该算是中间派，所以秦晖的观点为双方所引用，中间偏右是张文魁、吴敬琏，再向右就是林毅夫，其次是张维迎，其次是厉以宁，极右者当属张五常无疑。而他对左大培的印象则是：看新浪网上的左大培的照片，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左大培高扬左派大旗，这也算是一个巧合了。左大培观点鲜明、语言犀利，作为左派的扛旗人物，也算是合适人选，就是占的位置有点太偏左了一点。
《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郎咸平教授的分析客观、公正，反映的问题涉及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和成败，关系到‘三个代表’的郑重承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我们认为，在郎咸平没有注意到的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拍卖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更加严重，更加明目张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批评这股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歪风，强烈批评那些将这股歪风美化成改革的观点，强烈批评鼓励、纵容甚至教唆国有企业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议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他们强烈要求：
1。立即调查郎咸平报告涉及的海尔集团职工持股会的人员组成、性质、资产来源，以及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责任；审计被格林柯尔收购的各国有企业的财务，调查各企业领导层是否有营私舞弊行为；审计TCL董事长李东生任职期间的财务。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2）
2。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对已经发生的管理层收购，必须重新组织资产评估小组，估价被收购企业的资产，补足差价。调查已发生的管理层收购过程，严厉查处收购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禁止任何人以明示或暗示与国资委的联系从事管理层收购的咨询业务。
3。在《人民日报》或其他重要报刊上设立专栏，公开调查结果，接受人民对调查过程的监督和评论。
4。现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人缺乏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能力，实际上把国资委变成了拍卖、赠送国有资产的委员会，应该辞职以谢天下。
5。召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听证会，邀请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进行公开辩论，并将辩论各方的观点刊登在重要报刊上。
6。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他们认为，在少数人的鼓吹下，股份化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思路不是搞好、搞活了国有企业，而是搞糟、搞死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领导人丧失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暗箱操作拍卖给了私人，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亦发生了企业领导人、主管机关和民营资本联手转移、侵吞国有资产的恶性案件。随着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少数精英则成为亿万富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被买断，国家的性质将随之发生质变。少数精英成为亿万富翁，则共产党将成为富人党、私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将严重缩小。
7。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懂得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在他们看来，搞好企业必须既重视企业制度，又重视企业文化。越到企业生产层，制度越重要；越到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管理高层，文化越重要。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必须忠于国家和人民，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而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然而，“股份制万能论”却设想可以有一种制度，使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只考虑自身利益，可以与国家利益博弈。正是这种理论，使国有企业领导人大面积地腐败，使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在55年的新中国历史上，社会经历了只要文化、不要制度的“废除管卡压”的极端，又经历了只要制度、不要文化的“躲避崇高”的新极端，应该回到制度与文化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来了。只要懂得企业管理的“制度和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国有企业将完全有可能保值增值、恢复活力、做大做强。
8。国有企业至今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着绝大部分的公共服务，承担着发展国防和科技的艰巨任务，保障着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之日，就是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消失之日，也将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来临之时。国有企业的衰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他们说，我们希望，也愿意相信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励精图治、春风化雨，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
8月29日，刚刚在北京开过“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郎咸平回到香港，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姜英爽的专访。郎咸平坦言目前“这种出名让人很意外”，“中国这些企业家的道行、把戏我都看得出来，我如果看不出来，我敢说我郎咸平马上封剑退出江湖，这也是我愿意离开美国到中国来发展的原因，因为美国发展很成熟，问题很少，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少。但是中国发展还很不成熟，有很大空间。因为在美国，制度比较健全，中国内地，的确有很多企业家怕我分析他们，因为他们有太多问题。所以有人说我，我说谁垮谁就会垮”。他不否认自己是在炒作，但是他觉得自己炒作是有理有据的。同时他也很“开心”，“很喜欢做明星的感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我独善其身40多年了，已经够了！”郎咸平发出由衷的笑声。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人重视，做事情要有舞台，我在做研究，可是我没有舞台”。来到大陆后，“我在2000年默默无闻，我有一次去西安，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企业的副老总搞一个研讨会，我去了，当时没有人认识我，我对他们公司提了很多批评，当时他们很生气，对电视台有关我批评的片子都说，剪掉，理都不理我。可是2004年2月的时候，我去给青岛政府部门上课，又碰到他，他已经成了总裁了，而且我肯定了他这几年的做法，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我。这几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