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杨帆称做是“新左派”的头儿。但是杨帆不承认，“我不仅不是头儿，而且不是左派。‘新左派’是新自由主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帽子，我才不戴呢。我叫‘非主流’，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但是杨帆不否认自己是“非主流”的领袖。
《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一文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虽然杨帆在接受《商界名家》记者采访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我的资格很老了，大家都知道我。而且其实我很廉价啊，一万六千就能买我的嘴啊。”非赢利学术机构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对此事评论说：“我认为，没有人封杀杨帆。他是自由的，论坛也是自由的。市场就是自由的。比如我的论坛，他可以来参加啊。”
虽然网易商业频道在推出杨帆的文章时，冠以大标题“中国经济学家打起来了——杨帆炮轰张维迎、樊纲”，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打”起来，张维迎、樊纲并没有反击，于是媒体期望中的一场“战争”没有爆发，传媒的报道很快就凉了下去。杨帆抱怨“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那么他会“声援”郎咸平吗？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1）
张维迎
杨帆在抱怨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郎咸平做出了正式的回应——后来张维迎被视为与郎咸平对阵的领军人物，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维迎是与郎咸平、杨帆属于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小郎咸平2岁，小杨帆8岁。与郎咸平出身军官家庭、杨帆出身学者家庭不同，张维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来的孩子”。他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吴堡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吴堡是陕甘宁边区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东大门。作为革命老区，吴堡至今仍然是国定贫困县。在今天吴堡县的政府网站上列举的名人中，最有名的除了以《创业史》著称的柳青外，就是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
按张维迎自己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与郎咸平不同的是，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高中毕业时，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利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动他报名参加，可当时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你可以考文科么！”张维迎托县里的同学邮来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18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
大学毕业后，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他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西部经济学派”，张曙光、魏杰、张维迎、刘世锦、邹东涛、张军扩、张杰、胡怀邦等各个时期的经济学研究领军人物都出自这一学派。何炼成教授就是该学派的旗帜。
1982年，张维迎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学术视野大大提升，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批判对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的时期，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1997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功到自然成——记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这样描述张维迎——
1984年初，他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分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有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张维迎在文章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后来在许多介绍张维迎的文章把他誉为“双轨制”的发明人，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但是也有人怀疑张维迎并不是提出“双轨制”的第一人。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7年他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想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做访问学者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他的硕士论文获得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2）
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他希望能在国内某个著名的大学内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以归国博士为主的教学研究机构，为此他还专门给清华大学的校长写过一封信。不久他又先后遇到留美学者易纲和早先留学回国的林毅夫，发现彼此都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共同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
1999年2月，张维迎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院长就是厉以宁。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此以后，其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
张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回顾20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曾经感慨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他自辩“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张维迎坚持认为，“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