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纵于先、又推托于后，其无品无格，纯属笑谈！台中市政府辩称说原告的对象，‘显属当事人不适格’，真不知道要适的，还是什么格！
“这个衙门把责任朝其他衙门推，其实，只要一查下面两条法律，就知道再推也没用，第一，‘出版法’第7条明定：‘本法称主管官署者，在中央为‘行政院新闻局’，在地方为省（市）政府及县（市）政府。’如今既然根据该法第39条为扣押之处分，并明列此一条文于五纸收据之上，又加盖台中市政府大印，何能规避其为主管官署的责任，自谓不适格？
“第二，‘国家赔偿法施行细则’第18条明定：‘数机关均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时，请求权人得对赔偿义务机关中之一机关，或数机关，或其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所以，纵然咬出别的机关来，‘数机关均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中，也少不了它的。法律规定已明确如此，还赖个什么？何况，那时警备总部已解散，我不找台中市政府，又找谁啊？
“1988年8月31日，台中‘高分院’开庭，证人鞠金蕾上校、孟启正也到庭了。在作证时，孟启正公然表明身份，伪证说他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小组官员，本案由台中市政府主办、由中部警备总司令部协办……’不料孟启正语犹未了，台中市政府的职员和律师就插播进来，一再声明：‘孟启正并非台中市政府职员，他是中部警备司令部政二科的人。’我听了，立刻向庭上表明：‘这里面涉及伪证或不当提示证人的问题，务请书记官详细记明笔录。’孟启正作证这一幕，使我目击了一场衙门现形记，我真忍不住好笑。乱查扣书，闹出乌龙事件，两个衙门竟发生当庭互赖、当庭大对决、争先卸责的笑剧，发生互不承认孟启正的妙事，如此荒唐，真是《官场现形记》都找不到的好材料了。
“这个案子所以能被我逮到，关键在于即使按照当时‘违宪’的查禁政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8条也只规定出版物有本办法第2条或第3条之情事者，对其出版发行人应依有关法令予以处分，并扣押其出版物。明定扣押对象是‘其出版发行人’，但张桂贞只是一位雅好收藏禁书的老太太，人既非‘出版发行人’、住所亦非‘出版发行人’住所，怎能查扣她的书？我争执的焦点是：按照‘出版法’第39条，只禁止‘出售及散布’，并未禁止‘持有’。戒严时期，人民持有‘禁书’情况，其实一如持有‘黄金’、‘美钞’，只能‘持有’，不能流通买卖，但单纯之‘持有’，并不犯法。本案对住宅破门而入，抢走‘禁书’以去，其行为在模式上与破门而入，抢走‘黄金’、‘美钞’以去并无二致。所以台中市政府要赔张桂贞才成。
第四部分：争讼李敖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3）
“虽然犯罪事实已明确如此，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荣、徐元庆、陈成泉仍旧官官相护，违背法令，判台中市政府胜诉。最妙的，在判决书里，居然弄错法律位阶，把行政院新闻局69．12．17瑜版四字第一七○五○号函优于法律，并把其中‘私人车辆、办公及投宿场所’扩张解释，认为私人住宅也包含在内！试问人对自己的家，叫‘投宿’吗？
“三法官又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8条‘扣押其出版物’中，‘其’字应做‘出版物’名词解释。但‘其’字明明是文法上的代名词，如照名词解释，则变成‘扣押出版物出版物’了，这通吗？可见三法官‘名词 、代名词’都分不清、也不懂中文‘投宿’的意义，国文程度都如此超越前进，法律素养自然更可想而知矣！
“案经张桂贞上诉后，‘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字、孙森焱、曾桂香、林奇福、罗一宇判决，断定三法官判决错误，‘率以扣押程序无瑕疵为论断，并据以裁判，尚难谓合。’因而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989年5月3日起，这一案子更审。审了1年3个月，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打太极拳的法官林松虎也换了，最后由黄奠华、袁再兴、林富村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接着林柏榕又提出上诉。案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居然做下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判决，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这一案子分到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前，前后历时3年4个月，张桂贞母子锲而不舍、努力不懈。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戒严40年以还，警备总司令部执‘戒严法’以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恶法亦法’，尚勉强自成一说，但逾越‘戒严法’本身规定之限制而滥肆扩张，则就无以自圆。试看‘戒严法’第11条第1款明定：‘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戒严法’还算是法律，可是‘行政院’1970年5月5日台59内三八五八号令核准修正了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其中第一条就说‘为管制出版物特依戒严法第11条第1款之规定订定本办法’。但这办法，并没经过‘立法院’的立法手续，根本不是法律，所以还不够资格称为以‘戒严法’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虽然连‘子法’都不配，这一所谓管制办法，却自动扩张解释，把连‘戒严法’都没有的，都加以罗织引申。例如，该办法第3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者。’试看‘戒严法’第11条第1款明指‘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严法’取缔，但是出版品‘内容猥亵’明明只是妨害风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么‘军事’了？男女问题竞与戒严有关，戒严竟戒到了男女问题上，这种扩张解释，岂不是荒谬吗？再按‘中央法规标准法’第5条：左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
“二、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所管制的事，既为人民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属‘宪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范围，而‘应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乃是命令，当然违背‘宪法’。如今在这命令肆虐几十年后，在解严时期，身为司法体系的‘最高法院’法官如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者，还不能认清这一所谓管制办法的无法无天，反倒靠它来做抵触‘宪法’或法律的依据，这种法官，也就太‘歧路亡法’了！
“‘最高法院’法官闹完笑话后，案子又回到台中‘高分院’，由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接手，新笑话又来了。判决书说张桂贞人在国外，竟然家中有她出国后才出版的禁书，‘被上诉人（张桂贞）就此即未能举证以实其说，则其所为此点主张，自无足采。’但是，按照常识、按照经验法则，一个人置财产、买东西，难道一出国就办不到了吗？她托亲友代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要举什么证呢？设想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出了国，托亲友买了电视机，电视机放在家里，被强盗抢了，打起官司，竟要‘举证以实电视机何来之说’，非得交出亲友姓甚名谁、生辰八字、店号门牌执照、有无发票才罢休，这通吗？此其笑话一也！判决书承认有‘户籍誊本一纸’附卷可证，只是查扣当时，张桂贞‘赴美国探亲、在外，不在台湾。’—这肯定了查扣地点，确是张桂贞的家。
“既然查扣地点承认是张桂贞的家，依照‘民法’第三编物权第十章‘占有’诸法条，家中财产（包括讼争书籍），根本为张桂贞所有，这是常识，是经验法则，也是清清楚楚的法律。 对在一个人家中的财产，居然查证起如何‘取得’的问题，这不是节外生枝吗？此其笑话二也！按照《民事诉讼法》第944条明定：‘占有人，推定其为以所有之意思，善意、和平及公然占有者。’可叹的是，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竟不照民法去‘推定’书是张桂贞的，反倒违背法令，非法推定书不是张桂贞的。滥施不当之推定，不凭证据，硬推定张桂贞家中的书非张桂贞的，但又推定不出是属于谁的。
第四部分：争讼李敖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4）
这种判决，岂不破了天荒么？判决书应是谨严的文字，岂可光否定不是张桂贞的，却又不能确指特定之人的？按照常识与法理，张桂贞家里的动产，苟无第三人主张权利，即毫无疑义为张桂贞所有。本案显然并无第三人主张权利说动产属于他（第三人），反倒有强盗和法官说不属于她（张桂贞），这不是怪事吗？‘民事诉讼法’第281条明定：‘法律上推定之事实无反证者，无庸举证。’本案既然没有第三人来‘反证’什么，还要张桂贞‘举证以实其说’个什么呢？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这样滥施推定、滥强人举证，显然与《民事诉讼法》有违！此其笑话三也！对众所周知属于张桂贞的家中物，要举证也可以，但依法，举证责任根本不在张桂贞这一边。《民事诉讼法》第276条明定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明说：‘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说张桂贞家里的财产不是张桂贞的，举证责任根本在台中市政府，而不在张桂贞。设想强盗抢了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家里的电视机，打起官司，强盗反过头来要他们提出电视机怎么来的，不然就论以‘未能举证以实其说’，而置强盗行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