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有妇女涌进收容所，仅女子学院一处，人数由最初的4 000名增加到8 000名。安全区内人满为患，在安全区外魏特琳看到：“……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这表明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这个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壳，可怜与令人心碎。”
在一部日本人拍摄的影片中，劫后的南京街道上开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他们必须要佩带日本国旗才能安全通过。
在这一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日本占领军开始向南京的难民发放良民证。最先登记的是男人，日本人要求中国士兵主动自首，向他们许诺不会受到伤害，还会得到工作和工资。一些裁缝和做苦力的人在被检查手掌后，被当作“可疑的人”带走。
接着，为年龄为17岁至30岁的妇女登记。12月30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据说是要了解这个年龄层的妇女……妇女们对此都很害怕……”
1937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南京下了一场大雪，城头上不见了熟悉的中国士兵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手持三八大盖的日本士兵。对于遭遇劫难的南京市民来说，长夜才刚刚开始。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1）
1940年：
1940年元旦，在莫斯科铺着厚厚积雪的街道上，路人行色匆匆但是兴致勃勃。
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后，苏联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大国。到这一年，苏联的铁、煤、石油的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德国，其国防开支也已经占到整个国家预算支出的26。4％。
元旦这天晚上，共产国际的新年联欢会上出现了一个东方面孔，他是中共代表周恩来。
4个月前，周恩来为了治疗摔伤的右臂来到苏联。他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即持久战阶段，日军的战略重心已转到重点打击共产党的游击队。
2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自此，中共中央就不再向共产国际派驻代表了。
飞机先到达新疆，停留一周后飞抵兰州机场。这一航线也正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标准航线。1940年，在交通线纷纷被日军截断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一航线，中国还能得到苏联的一些帮助。
周恩来一行又在西安停留了三四天，再出发时，他们已有四辆大卡车。其中两辆车上坐着去延安的青年们。另外两辆车上装了十几箱法币，这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这也是八路军接到的最后一批军饷。
同往年一样，元月的重庆正是气温最低的时候。迷雾笼罩着整个山城，每一幢房子里都充满了阴冷潮湿的味道。
1月6日这天，当人们从报童的手里接过《新华日报》时，看到头版的社论栏竟然开了“天窗”。在原社论的位置只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说明了开天窗的缘由：“本日两次社论：（1）论冬季攻势的胜利（代论）；（2）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
此前，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等法令，规定所有报纸于付印前必须经新闻检察机关审查通过。当日《新华日报》送审的两篇社论均未获得通过。
就在新年的前两天，国民政府原来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秘密地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签字这天，汪精卫内定的宣传部部长陶希圣却没有出现。
七七事变后，31岁的陶希圣结束在北大六年的教书生涯，弃学从政，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抗战初期，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家的地下室成了主和派们聚会的场所，陶希圣、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是这里的常客。
在追随汪精卫参加对日谈判后，条约中的卖国条款使得陶希圣内心痛苦不堪，多次在给妻子万冰如的信中流露出求死的想法：“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
在陶希圣的儿子后来撰写《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他这样描述母亲拿枪逼问父亲的情形：“父亲说他们决定30号要签约了。母亲问他，那你签不签。父亲说，不签就是死，签了比死还要难看。母亲就说了，如果你要签的话，我现在就打死你。”
陶希圣病倒了。在所谓的“病”中，他与高宗武频频联系。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高宗武也是“和平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因为反对在沦陷区建立政权，高宗武已被排斥在汪日密约谈判之外。他曾公开表示“汉奸我可不当”，同时，重庆方面的策动也使他产生了脱离的念头。不久前，他抓住汪精卫让他翻译日文条款的机会，借出密约拍照存底，藏匿起来。
借助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帮助，高宗武与陶希圣于1月5日悄悄抵达香港。
香港《大公报》1月21日的头版上登出这样一条新闻：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从现在卖到将来 从物资卖到思想
同一天，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
2月，流浪到重庆的东北儿童李英时和她的姐妹三人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信，提议为惩戒汉奸，浇铸汪精卫夫妇跪像，并率先捐出了自己节省下的法币5元8角钱。《新华日报》由此发起了一个“建抗战无名烈士墓及铸造汪精卫夫妇长跪像”的运动。当时重庆的机关和市民纷纷解囊捐款，到1943年9月，各界捐款达法币69 929元。
经过招标，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王临乙成为抗战无名烈士墓和汪精卫夫妇长跪像设计制作负责人。从最后完成的作品来看，汪氏夫妇的跪姿与杭州西湖岳飞墓前的秦桧夫妇跪像几乎一模一样。从那时起，在国人心目中，汪精卫已经沦为一个可耻的汉奸。
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也悄然谢幕，高宗武去了美国，改行经商。陶希圣回到重庆，继续为蒋介石效力，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0岁。他承认当年一度随汪行动，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件憾事。
节令已是春分，到南京中山陵游赏的大多是日本人。能见到的中国人不是干活的苦力，就是在一旁站岗的警察。
从一组当时的旧照片里，可以看到当时南京的真实境况：在南京中山路，日本士兵给小孩玩具车；被炸塌的城墙上，写着巨大的“和平”、“建设新东亚秩序”的字样；南京城最繁华的地带——新街口广场，以前作为其标志的巨型炸弹模型已被换成一幅巨大的标语，“汪主席是复兴中国的最高领袖”。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2）
3月30日这天，外面很早就亮了，南京市的街道上，各家门口重新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只是旗子上面加了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许多小工厂中，大批量的新“国旗”正在加紧赶制。同时街上传唱着这样的歌谣：
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
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酝酿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终于成立了，汪精卫说他确信孙中山是赞同他们的行动的。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祝贺都没有。
当天，汪伪政府的机关报《中报》在南京创刊。在“遐迩同心，万民欢腾，各地庆还都热烈空前”的文章这样描述说：“民众集会游行，青天白日旗到处飘扬，浙皖等地拥汪电文如雪花飞驰。”
似乎是为了配合文章内容，在这张报纸的同一版面刊登着一幅“肾力素”的广告，一个男人举着双臂微笑着向人夸耀自己。
125公里长的吴淞江源自太湖，流经上海的一段被人们叫作苏州河。此时，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仍由英美看管，苏州河以北则成为日本人的占领区。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的地方有一座外白渡桥，它恰好连接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
当时上海人有句很形象的话，称那些做汉奸的人叫“过河下水”，就是从苏州河那边过来，投到日本人怀抱里面去了。
“过河下水”的不仅仅是那些走过苏州河的汉奸。一些对前途失去信心的国民党军队在汪精卫集团的收买、拉拢下，也加入了汪伪政权，汪伪政权的军队一度达到60多万人。在当时汪伪政府拍摄的新闻片《跃进之和平军》中，讲述了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新四军的情景。
经过数年战斗，新四军已由1938年底的2。5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5万余人。
秋天的一个晚上，17岁的任以奇跟三个同学一起悄悄离开家坐船到了苏北。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任溶溶。65年后，任溶溶这样描述那晚的情形：“当时还有日本人的岗哨，碉堡周围用铁丝网围着，还吊满了香烟罐，其实没有几个日本人，检查也是装装样子。”第二天他们就顺利地就住进了新四军的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