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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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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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他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他还断言,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的英雄,会光彩夺目地走进我们的书里”。    
    不久,周立波离开鲁艺,参加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为首的南下支队。5年后,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问世。这部以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的作品,相当完整地反映了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周立波塑造了他早就期待出现在他书里的真正英雄——以赵玉林为代表的革命的新农民形象。    
    这一年,长江西陵峡峡口的石牌要塞成为中国军队在长江上的最后防线。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侵入长江,从上海溯江而上。中国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七道防线。1943年,日军已经突破六条防线。    
    4月下旬,东起湖南滨湖,西至石牌要塞,10万日军向鄂西的第六战区发起进攻。6月10日,日军在中国守军进攻下从鄂西后撤,日军损失1万余人,中国军队阵亡官兵25 400多人。在石牌要塞,就有1万多中国军人阵亡。    
    在日本国内,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调去支援军队作战,每个人都面临着填饱肚子的问题。在食品进口量下降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政府就把米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作“nukapan”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1943年夏,史学家陈寅恪从桂林前往成都,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一路上他饱受疾病摧残,途经贵阳、重庆,到达时已是岁末。从桂林到成都,一家人竟然走了半年多。到了天府之国,陈寅恪发现自己还是摆脱不了生活窘境。    
    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货币贬值与物价飞涨在恶性循环。在四川成都地区,40年代初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却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从国外留学回到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回忆:“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4)

    陈寅恪的一首诗这样写道:“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双俸指的是在1942年底,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资深教授73名为“部聘教授”,其中第一名就是陈寅恪。当时规定“部聘教授”每月工资600元,学术研究费补贴1 000元,但在所有教授里面级别最高的“双俸”还不到大约320斤大米的价钱。    
    1943年末,教授每月收入大约在3 700元,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9块银圆。为了生存,教授们只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们大多到其他的高校或中学兼课,或者像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闻一多卖图章,朱自清、王了一卖文稿贴补家用。卖文为生的教授们还组织起来,明码标价,从署名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等12位教授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中,可以看到文人的开价:    
    文值:颂赞题序五千元,传状祭文八千元,寿文一万元,碑铭墓志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    
    诗值:喜寿颂祝一千元,哀挽八百元,题咏三千元(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    
    篆刻值: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年芳女士代转    
    而在当时,1943下半年的100元仅可以购买大约5斤米,合20元1斤,再过一年每斤米价会涨到42元。从这算起来,教授们的辛苦所得,依然不能使他们从生活的困窘中摆脱出来,只是勉强生存而已。    
    在上海,影星周璇息影一年后,主演了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拍摄的影片《渔家女》。这是一部由卜万苍导演的音乐歌舞巨片。1942年,周璇对外宣称“退休”,退出演艺圈,以歇演表明自己的不合作态度。    
    《渔家女》是一部表现渔家女感情纠葛的戏,卜万苍认为戏中的女主角非常适合周璇的个性和身份,他又为周璇量身定制《渔家女》、《交换》、《疯狂世界》、《婚礼曲》四首影片插曲。1943年9月,在卜万苍的一再邀请下,周璇终于重返银幕。    
    此时,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已有两个年头。日军利用掐断胶片来源、强化审查关卡和施行经济利诱等手段,全面控制上海的电影事业。    
    《抗战时代生活史》作者,上海中医陈存仁在书中回忆道:“日本人最初对于电影,组织公司专拍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纪录片。伪满洲国运来的作品,如《哈尔滨歌女》、《东游记》、《大东亚战争特报》等,大家都不去看。就在这个时节,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先时不出面,由张善琨创办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将未曾离沪的电影明星一网打尽,集中到他的公司……后来,川喜多渐渐出面,每一部影片之前必定先映一部时事新闻片,映出的全是‘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场面。记得还有过一段纪录片是由十大明星登上出云舰献花,这样一来,就暴露出日本人借电影来做宣传工具的险恶用心。”    
    在拍摄《渔家女》过程中,卜万苍对周璇的表现非常满意。他说:“她不但聪明、努力,对于演戏非常用心,而且一切演员的服务道德,她都能遵守,拍戏时她从未迟到或缺席过,对于导演的话是非常地听从,而且更能虚心地向人求教……再凭她的演戏天才和不断努力……这次演出一定能得到收获……”    
    果不其然,《渔家女》在大光明电影院公映时盛况空前。当时的报道描述说:    
    周璇——天之骄子,毕竟不凡的金嗓子,别来无恙,音乐歌唱巨片《渔家女》光荣献映,观众渴望声中,终于一睹周璇秀丽风采。《渔家女》上映,轰动了大批热烈的影迷,看看久别重逢的周璇,绮丽的姿态,天真的微笑,在银幕上活跃了,论演技和国语,周璇确已合乎标准了,主演《渔家女》好像一首美丽的抒情诗,在歌唱中充分表现出周璇的天生歌喉,余音袅袅,百听不厌。    
    《渔家女》在大光明电影院连续放映几十天,天天爆满。《渔家女》中的插曲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天上旭日初升    
    湖面好风和顺    
    摇荡着渔船    
    做我们的营生    
    手把网儿张    
    眼把鱼儿等    
    一家的温饱    
    就靠这早晨    
    ……         
    这一年,14岁的李鹏已经在延安生活3年了。    
    李鹏所在的延安中学,是以窑洞为教室。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描述陕北的红军大学时,曾这样写道:“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此时,李鹏与他的同学们过着一种半军事性质的供给制生活。学校两年发给他们一套棉衣,每年发给一套单衣,一双布鞋。由于卫生条件差,衣服少,不能经常换洗,在身上、头上,他和同学们都长了虱子与虮子。    
    延安当时正处于困难的时期,为了渡过难关,李鹏也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割谷子、纺线、补衣服、缝被子、编草鞋、做木板鞋,样样他都学着干。    
    一年后,李鹏在延安中学毕业,结束中学时代。后来他回忆这一段的生活时说:“到1943年秋收以后,整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有了充足的小米,菜也越来越多,有南瓜、萝卜、西红柿吃,每个礼拜还可以打一次牙祭:少不了肉熬粉条子,菠菜汤。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5)

    在日本,随着战事的进行,需要有不断的新兵补充进来。到1943年9月,已经有300万工厂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的严重下降。“我们的技师太少了,根本无力维持生产标准,”日立电器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失去了1 000个熟练的工人,要用4 000个生手才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当经理们试图把传统的每天一班共10个小时的工厂运作方式,扩展为24小时轮班倒的方式时,他们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些生涩的夜班工人们报废的零件,比生产出来的还要多。    
    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厂,飞机被仓促地制造出来之后就装上牛拉的大车。中岛一家工厂的条件几乎同样原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期间把飞机发动机的产量翻一番。这家公司的总裁中岛知久平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资源。但是在3个月之后,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机器也精疲力竭,而且熟练工人都被征入军队,取代他们工作的都是一些学校的小孩子。”    
    到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战斗机大约有三分之二在到达作战地区之前就坏掉了。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至于有了“飞行员杀手”这样一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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