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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2004年春节开始，我们以记录片《申年记忆》开始了我们的实验。在节目中，没有个体的口述或采访，没有事先设定的主题，而是以年度为时间框架，把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当年的所有影像素材进行类型化梳理。实验的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众的认可程度，该片的收视率和音像制品的销售量都出乎我们的意料；二是对我们熟知而观众相对陌生的影像素材进行了有效的挽救。
这次实验显然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选择抗战题材制作纪录片的时候，决定沿着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这15年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显然无须论证，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作为我们的叙事出发点，抗日战争肯定是贯穿于始终的主旋律。但《一个时代的侧影》不是单纯的抗战史，我们给它的定位是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生活史和民间史。因为关于抗战的更多的文本在宏大叙事、重大事件、精英人物和悲情述说方面，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我们不必重复。可以说，《一个时代的侧影》是上述这些主流电视节目的有效旁证和补充。
中国离战争似乎很远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可能很难体会战争的血腥与残酷。我们最大程度地选择了百姓生活作为我们叙述的核心，目的也是为今天的人们找到体验战争的参照物。所以，在节目中，经常见到的是战争背景下的婚丧嫁娶、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意义的内容，我们要求编导在构成影像时，一定要选择当时的歌曲、电影、戏剧、小说、照片、海报、家居、娱乐、饮食之类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民俗的、有质感的东西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准确地说，这个片子应该是在战争天空下中国百姓的生活图景，这其实也是我们反复端详这些素材之后得出的感受，从那一时期的影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命运的波折和表情的改变，而这些改变都是在百姓身上切肤地体现出来的。正像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的那样：“山河表里潼关路……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感到了素材的枯竭。毕竟900分钟的容量，对于我们大脑的库存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时候，我们得到了两位先生的帮助：一位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马英魁先生。他是与我合作多年的资料顾问，对新影厂片库的资料如数家珍。年初他新近发现的一批汪伪政权拍摄的纪录片为我们节目提供了有效的素材支持。另一位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王天竞先生。他在去年新发现了由我国最早的纪录片摄影师孙明经拍摄的多达90盒赛璐珞的胶片，为我们认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全貌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后 记（2）
有人说，和西方相比，中国人缺少用影像记录历史的习惯。的确，保存至今的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资料并不多，因此我们使用了由英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等国家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大量历史影像资料。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当年影像的完整，这既包括纪录影片的完整性和它所负载的声音信息的完整性，也保留了大量国外制作的影片的语言的原始状态，目的是让观众更真切地体会那个年代给我们提供的所有信息。对中国的历史，鲁迅以为“从来不缺真话，而是缺少一张西方式样的，摆放真话的圆桌”。《一个时代的侧影》尝试着寻找先生首肯的这张“圆桌”，在选择历史影像的时候我们最大限度地保障资料的严谨和准确，对于那些经常被使用的似是而非的“史料镜头”，尽可能找到它的准确拍摄时间地点，做到“无一字无出处”。
说实话，对于历史，我们是一群没有经过史学系统理论培训的后生晚辈，因此我们从南京请来了李继锋博士。李博士是与我们长期合作的一位史学学者，多年来从事民国史研究，治学严谨。此前，他已经出版了多部史学专著。他的到来对我们这些显然缺乏“历史免疫力”的菜鸟给予了有效的匡正。6年前，杨天石先生曾经呼吁建立中国的影像史学研究，我们也谨以此书表达对前辈们的敬意吧。
参与这次纪录片制作的，岁数最大的编导不过30来岁，很难得在今天这样浮躁的大环境下，有这样一批人夜以继日地研读他们的祖辈曾经经历的场景。中央电视台《第一线》制片人肖同庆博士为此片的前期策划贡献了才智，中国传媒大学的何苏六教授、刘红梅博士等带领十几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这项工程，在此一并谢过。
按照天干地支的规律，60年是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当年的那场战争距离我们已有60多年了，我相信，有心的观众会从这部纪录片中读出某种宿命的东西。我想，只有从全景的角度认识昨天和今天的社会，中国人才能在战争之前避免战争的发生，才能在战争发生后赢得战争。
陈晓卿
2005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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