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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在入蒙前特意仿效清代大员入蒙的做法，准备了很多礼物送给王公贵族。但即便如此，双方的谈判依然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很快破裂。最终，分身乏术的国民政府在年初通过《蒙古自治办法》，随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南京每月拨款5万元。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5）
但是内蒙的自治运动很快被日本人利用，随着日本对华北的入侵，“蒙古自治运动”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这一年，瑞典人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进入中国。斯文·赫定30多年来长期在帕米尔高原及西藏、新疆一带从事探险工作。和前几次步行或骑马、骆驼不同，这次斯文·赫定是坐汽车进入新疆的，但是汽车之旅同样艰辛，斯文·赫定在书中这样描写：“车子驶进了苏巴什山谷。两边都是高山，车开上了谷底松软的细沙路，在蜿蜒曲折的小水渠中行进。下午1点，车卡住走不动了。我们花了不少钱，才借了两匹马，把车子拉了出来。但走了不久，车子又在水渠正中地方被卡住了。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没有用。”
经过千辛万苦，斯文·赫定一行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在洋行街上，他发现包括火柴这样的小东西都是苏联生产的，中国自己的产品是少之又少。
吐鲁番的葡萄闻名于世，本是促进新疆经济的重点。不过此时，葡萄的质量不断下降，虽然产量并未降低，出口却在减少。同样，新疆的牧畜水平也无法保持。由于无人教导农民如何牧畜，马匹都是自然配种，未能优化血统。本来驰名全国的伊犁马、镇西马现在都大不如前。市场上，一匹伊犁马的售价是100元，只相当于苏联沃尔洛夫马售价的三分之一。
状况最糟的是新疆的卫生。在新疆政府给南京的《建设新疆计划书》中写道：“居民恒不讲究卫生，兼以习俗之不良，各处患花柳病者甚多，而当地非唯无新式医院，即求一庸医几不可得。对于人民之疾疟，事前既不能预防，病后又不能治疗，人口死亡率日益增高，如不早为之计，不知伊于胡底……”
长时间的变乱使新疆百姓的生活大受打击。民国初年，新疆的物产甲于全国，但现在，百业凋零，耕地荒芜，再加上沙漠不断扩大，天气变化更加无常，地震怪风不时为灾，农民的生活所需的食粮和必需品都不能充足供给。
这时，新疆大部分的贸易往来是和苏联进行的。由于交通不便，新疆与中原地区进行物品交流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与苏联进行货物交流则只需一两天的时间。这时候，统治新疆的是盛世才。
盛世才，192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在30年代初来到新疆。上一年，他通过政变让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下台，自己则牢牢把持新疆省军事大权，因而被推选为新疆督办。
当时盛世才只控制省城一带，整个南疆在张培元的统治下，北疆则由马仲英掌握着大部地区。为了当上“新疆王”，盛世才选择了近在咫尺的苏联。
盛世才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 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双方的互利互惠让两边迅速达成一致。苏联开始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很快消灭了威胁他的两个对手，成为整个新疆的统治者。作为交换，苏联几乎占有了整个新疆市场，甚至有军队在新疆驻守。
中国的边疆动荡不安，但蒋介石已经无暇顾及。他正打起十二分精神“剿共”。10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中共苏区中心，眼看成功在望，
秋末，江西开始了绵绵的阴雨，在地里劳作的老百姓能够清晰地听到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前方的红军一股一股地撤退下来。
终于，在无奈之下，红军决定离开中央苏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10月16日晚上，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时候，于都县城的居民，包括周围的老百姓，都赶来送行。河两岸，挤满了送行的老百姓，这是真正的骨肉分离，30万人的红军，有将近21万来自赣南。这是一次严格保密的军事行动，老百姓们不知道部队要到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亲人要去打仗了。因为是夜晚渡河，行军部队都打着火把，送行的人也打着火把，依依不舍地唱着《十送红军》这首民歌。
24岁的池育华也在这支送亲队伍里，为了送别丈夫，她天不亮就爬起来，与丈夫话别。她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分别，每天在村口等待丈夫的归来，向路人打听丈夫的消息，但这一等，却是长达70年的光阴。直到2005年4月老人逝世时，她依然在等待着丈夫，坚信丈夫没有死，而她的丈夫李才莲，在离开她不到半年，就已经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中央红军选择西征，渡过湘江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初冬的湘江正值枯水期，刚刚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的红军得以让先头部队顺利涉水过江。后续部队则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抢渡，遭到湘军和桂军的围攻。
红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一江血水。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回忆：“军团指挥部完全混在了阵地之中，指挥官们带着电台，直接把命令下达到靠近的部队。译电员们往往一封来电还没有翻译出来，他们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等词，无一不要求战士‘全力阻击’、‘保证时间’……”
12月1日，中央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经过红军史上这最惨痛的一仗后，部队由8。6万多人降为3万人。
中国的动荡并没有让城市的生活停止下来。红军突破湘江的同一天，第99期《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入选者的形象集中在一幅招贴画上，外圈放射形地嵌着十位女性的头像；里圈则标示着具体的象征物，显露这些标准女性的成功所在。从注释语来看，当时的标准女性各有过人之处：有尽心尽力孝敬长辈、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古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有受过现代教育、多才多艺、热爱运动的时髦女性。
也许是按照姓氏笔画，30岁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这时，丁玲已经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走红文坛，她的作品大多是关于女性题材，诉说五四后新女性的精神苦闷和对解放的渴望。
丁玲其实是后起之秀，才华横溢的新女性作家冰心、谢冰莹、林徽因都早已成名，包括这年刚刚去世的黄庐隐。
庐隐，是五四时期和冰心齐名的女作家，那时，她以一篇《海滨故人》向世人展示了少女的希望。在经过五四浪潮的洗礼后，反抗大家庭、反抗礼教、追求个性化生活就成为了庐隐一生追求的目标，她平时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
1923年，庐隐的第一次婚姻就不顾亲属的唾骂和社会的压力，毅然嫁给了有妇之夫郭梦良，她认为郭梦良和乡下的妻子丝毫没有感情，仅因为媒妁之言勉强结合。不幸的是郭梦良不久就重病去世。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6）
之后，庐隐遇见了小她9岁的清华大学学生、乐天派诗人李唯建。李唯健在《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中回忆道：“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材不高、满面愁容、穿黑色缎袍的中年女士。难忘那忧郁的脸和流利清脆的国语。”
不久，友谊便发展到恋爱。1930年秋，庐隐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她的生活再次充满快乐，创作也进入高潮时期。在《今后妇女的出路》这篇文章的结语中，庐隐写道：“不仅仅是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
四年后，在上海大华医院14号病室，庐隐因为难产去世，年仅36岁。有记者评论：“一位浑身洋溢个性张扬的新女性，终于在对旧礼教的叛逆中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年底，第一部以有声电影创作手法拍摄的电影《桃李劫》在全国上映。此后，完整的有声片逐渐取代了配音片，默片逐渐消失。
《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故事讲述的是在黑暗的社会，怀抱着为母校争光、为社会谋福利理想的陶建平和黎丽琳屡遭挫折，陶建平为救病重的妻子黎丽琳，偷了工头的钱，最终被逮捕押赴刑场。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陶建平被执行枪决。在沉重的脚步声、铁镣声和临刑前的枪声中，画外传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
同学们！
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1）
1937年：
1937年元旦，国民政府的官员照例在清晨冒着寒风前往中山陵祭奠孙中山。从当时的影像中可以看到，人群中少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损，他正在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疗伤。国民政府原来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也没有出现在祭陵的行列里，此刻，他正坐在从欧洲回国的海轮上，一年多前，他被要求抗日的刺客击伤，如今已经痊愈。
这一天的南京，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党政要人显得分外轻松。各机关团体举行了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