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之一，其在华北前线的出现是对紧逼的日本人做出的一种姿态。第十三军修筑的工事、战壕，及普通人家自建的防空洞，都昭示着战争的一触即发。
对中国所出现的新情况，日本政府一时不知所措。当时驻日本的美国大使格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打个比方，这个国家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名为佐藤尚武的外相宣布要实行“不尚武”的对华外交， 收起了中国早已经反感的“广田三原则”。在3月间，日本派出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与中国政要蒋介石、张群等会晤时频频示好，声言要协助中国完成统一和复兴。
在上一年的西安事变中率先向外界进行报道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凭借职业的敏感选择在这一年5月前往日本东京。“人们无须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华运动的痕迹。甚至在官办无线电广播的儿童节目里，也经常有一些关于‘勇敢的日本军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类的说教故事……一个外国朋友警告我，不要公开表示‘同情中国’……”
他在后来的著作《华北前线》中，特意提到了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的一个简单报道：“按照内务省社会局调查的结果，今年最初的五个月内，日本罢工及劳资纠纷已达一千三百三十二件，几乎两倍于去年同一时期的数目……劳动界的不满已经飞速地布满全国，范围之大，为二十年代抢米风潮和劳工纠纷所未有。对付上一次劳工风潮的方法是发动满洲事变，在‘为着国家的危机而统一起来’的老生常谈的口号下，严厉地取缔了任何劳工组织。”
面临国内危机的日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中国。
6月4日，好战的近卫文内阁在日本登台，东京开始盛传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九一八柳条湖一样的事件。
自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华北的中心城市北平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此时的北平城依旧雍容宁静，但是这个城市也在缓慢地变化。历史宫殿变成了饭店和茶馆，著名的寺庙变成了军营和警察所，古老的雪松、柏木和银杏树遭到砍伐，成了烧火用的木柴，政治标语遮盖着城墙和匾额。
其实，北平已经是一座围城。在北平周围，日本华北驻屯军已达5 700多人。再远一点，东面，有日本扶植的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1万多人，北面的热河集结着日本关东军，西北面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
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卢沟桥上，穿着灰色棉衣、打着裹腿、提着步枪的二十九军士兵守卫着卢沟桥，身后背着的大刀是这支军队特有的标志。战争一旦爆发，几百米外的平汉铁路，将成为北平居民南撤的生命线。
两年前，日军迫使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进驻平津一带。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成为中日矛盾的焦点。一方面二十九军担当起华北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中央政府和日本的冲突获得了平津地区，处境微妙。从1933年长城抗战时的强硬，宋哲元的态度逐渐变为对日妥协，以维持自己在华北的生存。
四五月份，日军在丰台、宛平城一带不分昼夜进行演习。
由于日军不断挑衅，战争一触即发。宋哲元把军事指挥权交给部下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自己以“省亲扫墓”为名，回老家山东乐陵避风头。遇事躲避拖延，这是宋哲元对付日军讹诈的一贯策略。
从当年流行于河北遵化的一首民谣中，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对当时局面的形容：“北方有阎宋，南方有蒋汪。全是一家人，各有各主张。若能同了心，外国瞎当当。”
7月8日，一名叫邓云乡的北平中学生正开始他的暑假生活。上午，他到西单买了一枝牙膏和一块香皂，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嗷，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嗷……”“就是这样一个声音，一下子惊破了北平古城的宁静气氛……大城市的居民又敏感，又迟钝，昨夜睡觉时，清晨起床时，都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一张小小的号外，放在面前，侵略者来了……”邓云乡在他后来的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3）
7月7日深夜，正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到宛平城内进行搜索，遭到宛平守军拒绝后，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此时日方的谈判代表还在宛平城内，驻守该城的中方士兵断然开枪抵抗。七七事变爆发。
当邓云乡回到家中，邻居们也正在议论此事。“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7月8日凌晨，在日军攻打宛平城后一个小时，日军伤亡惨重，未能进前一步。凌晨2时，中国守军主动出击，组织大刀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就在大刀队收复铁路桥的当天，歌曲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迅速传唱开了。
同一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出路！随后，中共又通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同是这一天，各大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南京专电，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要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对事变不加任何限制地进行如实报道。周围敏感的人觉察到蒋已经下决心抗日了。否则，他一定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而不去刺激国民的情绪。9日，他下令孙连仲等部北上石家庄和保定。孙连仲等部进入河北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准备遵守屈辱的《何梅协定》。之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线集结。
得知七七事变发生的贝特兰决心立即返回中国。他搭乘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车上满载着正要开赴中国的日本士兵。在《华北前线》一文中，贝特兰这样描述说：“……铺天盖地的太阳旗把灯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妇孺，在跟开往中国的军人们告别……每一个车站——甚至那些我们在半夜里经过的——同样是聚集了带旗帜欢呼的人群……”当贝特兰到达神户，准备登船离开日本的时候，他感慨地写道：“我到日本以来，从没有像此刻那样感到孤单。我觉得自己有一会儿被一群喘息着的女学生包围住了，她们带着歇斯底里的狂热，挥舞着旗子，高呼‘万岁！’明天，大概她们要站在街头，向路人递过‘千人针衣’，用它来保护日本兵去完成‘建立东亚永久和平’的神圣使命。”
7月11日，在山东乐陵老家躲避风头的宋哲元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他没有理会中央政府要他赴保定准备战事的命令，径直北上天津，寻找与日本协商解决事变的途径。他仍然认为只要让点步，吃点亏，事情就会过去。
宋哲元与日军达成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等协议。卢沟桥事变之初，日军因为兵力单薄，并没有占到便宜，吃亏的日军采用了缓兵之计。在北平的备战会议上宋哲元表示：“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就以守为守吧。”
此时，在北平至沈阳的北宁铁路线上，一列列车皮，正加紧运送日本兵。在丰台进行战地报道的新闻记者范长江看到的是：“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钱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讲话，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仍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3日，中国政府获得情报，除关东军外，日本陆续开往华北的增援部队已经达到10多万人。
华北的日军人数全面超过二十九军，平津危在旦夕。宋哲元终于清醒过来。当日军再次逼迫他从北平撤军时，宋回答一个月后再办。日本人问为什么，宋回答说，目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这实际上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典型的“宋哲元式拒绝”让日本人哭笑不得。但是，宋哲元觉醒得太晚了。
此时的北平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
7月28日成为邓云乡记忆深刻的一天，“这天黄昏后，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剧烈，还有炸弹的声音，震得窗户乱动乱响，好像离得十分近。那天晚上，连孩子们也没有睡好觉，大家都把心提到了喉咙口了。接近天亮的时候，枪炮声稀落了，沉静下来，但是这种沉静，似乎比枪炮声更使人感到恐慌，究竟怎么样了呢？”
已经来到北平的贝特兰，在安静的清晨中醒来。“一早走出了东交民巷，我看见灰色的军装已经从城墙上消失。城门开着，一小群人力车在进出。接着我们拿到了报纸，已是最后一天发刊的《北平新闻》，宋‘含泪’而去，已经退出了北平。”
7月29日，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入城仪式。
当时日本有一段新闻，反映日军进入天津和北平的情形：“日本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日本帝国万岁，万岁！为了东亚的和平，为了东亚的繁荣，我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