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我有时会好奇地摸一下那里，但是他总立刻就把胳膊缩回去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变得很狂野，抓起一片面包，藏到坐垫底下。他也从不坐在餐桌旁吃。但是一到晚上，熄了灯他才把它拿出来吃。因为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我经常会听到他咀嚼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大人们也不明白。他们不认为他疯了。当他藏面包的时候，他们总是训斥他。他们想叫他和大家一样坐在餐桌旁吃饭，能安分点。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大人们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和我们呆在一起。就好像战争对小孩并没有什么影响。小孩们还是应该听话，应该懂规矩。大人们从来都不考虑小孩子的感受。每个人都在克服自己的战争后遗症。大人们觉得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容忍每件事，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抚我们。
在以前，每次到了晚上我感觉害怕的时候，他们总会晚点关灯。但是近来，妈妈变得非常严厉。
“闭上眼睛，转过去赶快睡！”她边说，边关上了灯。
于是，我只好躺在漆黑的夜里，听着旁边瑞斯诺德偷偷啃他的面包片的声音，而大人们这时坐在厨房餐桌旁，谈论着，抽泣着。
他们谈论的话题总是死亡。
父亲每天早晨出门，夜里很晚才回来。他有时会去自己原先的公司看看，有时也会拿回来些钱或者带回些吃的。他经常把在大街上游荡的犹太小孩带回来。他们或是迷路或是被人遗弃。带回来以后，他会把他们送到他和其他一些犹太人一起建立的一个孤儿院里。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6、永远做个好女孩
一天，他带回来一个小男孩，他比我大几岁。他看起来很凶而且目中无人。我忍不住一直看着他，因为他的凶狞而崇拜他。
“罗玛，猜猜这是谁？”妈妈边说，边给小男孩端来一碗汤，“他是你堂哥，罗蒙。”
“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父亲向妈妈说，“我立刻就看出来他是我哥哥的儿子。托西娅，他现在能站在你面前真是不容易。我几乎是把他从贫民窟里拖出来的。他在犹太人区被偷走后，一定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还活着！”
小瑞斯诺德和我现在可以和罗蒙共睡一个床。在被子里，他向我们讲述很多阴森可怕而又令人兴奋的故事。
我还是可以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那些事情。我无法忘了这些事，即使我偷偷躲在床底，用手捂住耳朵，或是用毯子蒙住头。对于我们小孩几乎无处可藏，他们根本不顾忌我们的感受。那些亲身经历过的目击者强迫我们做听众。只要外面天一黑，那些大人们就开始谈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死亡、不可想像的残暴、不可置信的拷打折磨———包括所有凡是人类可以施加给其他同类的，以及他们的受害者可以承受的各种痛苦。此时我们可以不断去悲叹、去感伤，可以尽情地去抱怨、去宣泄。经过这个阶段后，存活的人们才能平静下来，永远地平静下去。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在那些无眠的夜晚，“奥斯维辛”这个地名，在心中像扎了根，我的心不断受到它的煎熬。大人们谈论着那里的集中营，迫切地、饥渴地想要描述每一个恐怖的细节。人们如何被枪杀，如何被绞死，他们的血管如何被割开，他们如何赤裸地被关到毒气室；人们尸体如何被悬挂在奥斯维辛的圣诞树上；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是如何在临死前整理他们的衣服和鞋，而要处死刑的孩子们是如何站在那里，拿着自己的鞋带等着把鞋系在一起。
他们还说，那些被鞭打得背部血肉模糊的人，在被打时，还被迫去数鞭子数。他们不允许这些人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是在他们身上刺上蓝色的编号作为名字；强迫他们赤裸着身体在寒冷的空气中站上好几个小时，在快被冻死的时候，还强迫他们背诵出他们集中营里其他犯人的编号，然后再用冰水往身上泼。他们还描述狗是如何把那些犯人的身体给撕开，饥饿和寒冷使他们几乎失去了意识。他们一遍一遍地复述———非常具体，非常确切———在集中营每天重复的生活细节：藏面包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当鞋子被偷该怎么办；如何用刺痛手指以及往脸颊上涂血而使自己看起来健康；如何喝自己的尿，并用它来洗漱———这类事情处理的好与坏很可能决定了自己的生与死。他们那些一成不变的窃窃私语听起来甚至已经没有了愤怒。他们只是在陈述他们所经历的事实、经历、结局。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不断地重复这些故事。
我几乎受不了了。为什么没完没了呢？为什么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折磨自己，折磨我们呢？要是我能像罗蒙那样狂喊大叫就好了，或是像小瑞斯诺德不受干扰呼呼地睡过去，他能很轻松地接受听到的一切，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历过。但是我不能大叫，他们不让我吵闹；我得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必须做一个好女孩。我一直都是个好女孩，永远都得做个好女孩。
虽然在晚上我们家充满了癫狂，但是到了白天，这些大人们努力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家里的食物越来越不够吃了，但是现在家里没有一个袋子上有“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标记。有一天，爸爸真拿回来一个有这几个字母的袋子，他为自己能得到这么一袋难得的东西感到特别骄傲。包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当妈妈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时候，高兴得叫起来。袋子里有几个罐子，其中有些是很浓的甜奶，味道很香；还有一个罐子里面盛着黄色的液体，“橙汁，”爸爸激动地说。橙汁？我对着打开的罐子闻了闻，有一股很清新的味道。我啜了一小口，凉凉的，甜甜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
接着，妈妈递给我一个扁平圆形的盒子，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罗玛，看，”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向往的样子说，“这是巧克力。”一股强烈的震颤袭遍全身。巧克力！我梦寐以求了很久的东西！现在我终于可以真的尝一尝了。打开盖子，我看到里面有一块深棕色、硬硬的东西。我掰下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但一咬就裂开了。甜甜的，带着点苦味儿。它实际上很难吃。
“这是巧克力？”我问。他们都点点头，我感觉就好像是心中的伊甸园变成一个普通的小园子。
我仍然保留着一张那时候的照片。那是在1946年妈妈生日的时候拍的，里面有罗蒙、豪若维斯和我。那是五月的一天，爸爸从公园里采回来一束丁香花。爸爸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妈妈，然后又带着我们大家去克拉格的华威尔城堡参观。我们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他的小女儿、他的侄子和两个小孩的好朋友。
我还记得当时照相的时候，照相的人让我们对着镜头微笑。我笑得有些腼腆，但是我很开心，也很骄傲。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7、去上学
“孩子们应该去上学。”妈妈说。在这之前，妈妈用有条纹的、犯人的旧衣服染成蓝色，然后给瑞斯诺德缝制了一件海军军服，给我缝制了一条小海军裙。
克拉格的一所小规模的犹太小学又重新开始上课了，它被安置在一个破旧、阴暗的建筑中，里面有几间小屋子。他们让我上二年级，因为我已经会读会写了，而且我已经快七岁了。我们班有11个人，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有来自乡下的，有来自华沙的，甚至还有来自俄国的。
此时，我正坐在课桌旁的板凳上，沉默不语。我原来渴望赶快上课，但是现在我们都不想说话。班里的气氛很紧张，几乎还没过一分钟，有人就开始掉眼泪。接着，老师、学生都开始号啕大哭。每个人都神经质地、歇斯底里地哭喊。一个人的哭声越来越大，她就是我们的女老师，她也曾被抓到进过集中营。开始她有些畏缩，接着也开始抽泣。当她擦拭眼泪的时候，我看到她胳膊有个被刺上的蓝色编号。教室变成了哭泣的集会地。
我不想哭，也不想学习，不想吃饭，我不想听那些谈论，更不想说话。
我们现在得学习依地语（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和希伯来语。但是我不想出声。我把课本放在我课桌上，在书上乱画、乱涂，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套上外衣，回家了。
每一个人都很疯，这里根本不是学校，这是个犹太人聚集地。
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又病了吗，罗玛？你为什么不想去上学？”
我低着头，我无法向她解释为什么这几天我总是回来得很早，更说不清楚我不能忍受那所学校的真正原因。
“但是你必须得去。”妈妈说，我可以肯定对于现在这种情况，她和我一样痛苦。她把我送回了学校，我听到她和老师谈话。
“她就坐在那儿，”老师带着责备的语气说，“她什么也不肯学，也不肯回答问题，眼睛总盯着墙，在课本上乱涂。”
“是因为那场战争的缘故，你也明白的。”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我听不到老师还说了些什么，因为我必须得进教室。
从那以后，妈妈每天早晨让罗蒙领着瑞斯诺德和我去学校，罗蒙的确是每天和我们一起出来。但是每次刚走到第一个拐弯的时候，两个男孩就扔下我，跑了。我根本跑不动：我的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又重又沉。他们追上一辆电车，抓住门把，转眼间就没踪影了。
我看着他们，想和他们一起跑，但我从来没把我的想法告诉过他们。于是我缓慢地沿着街道往前走，边走边胡思乱想。通常，我走到教室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