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小于抬起脚，狠狠地将那只坡跟鞋踢得靠边趴下。那一脚，仿佛踢在“二奶”的胸前，让小于特解气。这就怪了，刚刚还很宽容地说“二奶”不过是个就业的饭碗，现在却把她们当作破鞋来踢一踢。他怎么啦？
我很快想明白，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女友，肯定当了港人的“二奶”。所以，他对这种女仔既理解，又怨恨。我始终没有问他女友的情况。我不想将他的旧伤疤重新撕开来。那太残
酷了。
（二）
阿春家的底层店铺中，有一家收售旧家私的店面。店面40多平方米，十几张席梦思和配套的床头、床架，五六台窗式空调，两台25英寸彩电，4个大衣柜和一些破烂家具，挤挤挨挨地团在一起，仅给老板娘小周一家的活动范围留出过道上的一条窄缝。小周和她专门上门收旧家具的老公，以及一双儿女就住在阁楼上。春天来的时候，店铺地面上潮乎乎的，所有的旧家具仿佛都能拧出水来，连大立柜的镜面上都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朦胧。
每次我走过这家店，只要向店里张望，总能看见小周坐在一张八成新的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着门外过往的行人。她的店铺窝在村内一条小辅道上，不是熟人熟路一般是不会注意到的。她做的都是熟客生意，这些熟客就是住在附近的“二奶”。
3月13日，结束“卧底”“二奶”村的前一天下午，我在小周的店内同她聊天。聊天时，小周的手一刻也没有闲着，拿一块干净的抹布不停地抹着旧家具上的灰尘。几丝下午的阳光斜映在旧衣柜上，在那带有丝丝倦怠气息的阳光中，有无数的微细尘埃在飞舞。
小周是江西上饶人，今年30岁。她有一口四环素牙，笑起来的时候，总是不得不掩着嘴。她的身段娇小，不超过1米53高，在十几块席梦思床垫竖立起的店堂内，她就像一个能举得起超过自己重量好多倍的勤劳的蚂蚁。
小周的大伯很早就来深圳淘金，那是1989年，在附近的村庄帮人干苦力。他发现，常常有香港人将用过不久的家具、电器抛掉。大伯觉得乱扔东西很可惜，更何况是还能用的旧东西呢！大伯就在一幢大厦的后面利用废旧建材自行搭了一个窝棚，开始收购并售卖旧家具。随着日月流逝，就这样从小做大。大伯让自己家中的３个孩子以及小周父亲一家的孩子都飞速来深，各自占领不同的村庄，悄悄开起了各自收售旧家具的店面。
小周是这一大家子中来得最晚的。去年10月份，她才带着老公和一双儿女，栖息在我所租住的这个村里。她是个苦命的女人，15岁帮妈妈走街串巷卖水果，16岁帮人家带小孩子，19岁跟老公结了婚，两公婆买了一辆残疾人驾驶的三轮摩托车载客。后来，由于谋生太不容易，才听大伯的话，来到深圳。这个时候，城市管理很严格，她不可能自己搭建窝棚，只能租间店面做生意。这个店面的租金，是她向在邻村开店的姐姐借来的。
“旧家具是什么人扔的呢？”我问。
“全是那些‘二奶’呀！”小周皱着眉头，摇着头说，好似很不耐烦似的，“这个村里，总有‘二奶’被人抛弃，香港人不来了，‘二奶’交不起租，挨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最后，被二房东赶出来。家具被没收后，二房东就会上门来叫我们去收。”
“一般多长时间有人被抛弃，丢家私？”
“这可不确定的，有长有短。一般一个月至少可以收到三四家东西。昨天刚刚收了一家，还堆在门边。”小周指指门边那堆窗式空调、电扇、煤气灶等家电。
我环顾四周，指着席梦思床问：“收这个要多少钱？”
“两三百块吧！要看新旧程度而定。”小周说。那张席梦思床，在这条街前面的家具店中有同样款式的货品，至少要花1800元左右。详细问过小周后，我才知道，收过来的家具特别便宜，卖出去后，两相抵消，中间的差价也很可观。比如说，一个大衣柜收过来60元，卖出去110元。一台25英寸松下彩电（七成新）收过来400元，卖出去650元。
第六部分第28节 众说纷纭（3）
“什么样的人来买家具呢？”我像个“包打听”，幸亏小周听出我的江西口音，对我的百般询问并没有什么警惕性。
“‘二奶’呀！”
一般香港人包了女仔，租下房子后，不会自己出门买家具，而是拿一笔钱给“二奶”去
添置。“二奶”拿了港人的钱，一般不会买全新家具，只是购进大约九成新的旧家具，以次充好，节省三四成的钱可以装进自己荷包。
在海湾村里，出售新家具的店仅有一家，卖旧家具的铺面却有４家。此外，还有几位靠倒卖旧家具生活的个体户。这些个体户与二房东的关系不错，不用开店，灵活地在“二奶”中进行倒买倒卖。
小周等４家旧家具店的生意能够经营至今，一直仰靠“二奶”们的帮衬。没想到港人包养“二奶”，还带旺了相关产业，真令人匪夷所思。
（三）
海湾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行当——黑的，也就是非法营运私家车。
最早在休闲区的草坪上跟刚认识的阿婷聊天时，我就曾望着村内主干道上的私家出租车发呆。每天早晨，他们开着私家车，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在这条道上排队，前一辆车绝尘而去，后一辆车逐步往前挪动。有的司机为了保养或是省油，干脆人在车外，用手推着车子一步一步往前挪。
“他们在干什么？”我真不知道他们遵循的是什么游戏规则。
阿婷笑着告诉我：“跑私家出租呗！他们原先用摩托车载客，专门送在村里居住的香港人去皇岗口岸过境。每天一早，都排队等着送港客哩。这两年取缔了电单车，他们也鸟枪换炮啦！买了台破车，跑跑私家出租，与有牌照的的士抢生意……”阿婷告诉我，他们几乎都是重庆人，买的均是套牌车，车子都很破很旧，最多不会超过两万元。他们一天最多跑上三五趟，现在基本上处于亏本状态。
这就是说，这些黑的营运的好坏，主要看居住在本村港人的数量多少而言。这又是一个因“二奶”群落而派生出的特殊行业。
深圳的出租车，港人叫的士，起步价在国内是最贵的，上车就是12。50元，少不得半毫。私家车非法投入营运不用缴纳任何税费，成本很低，比登记在册的的士要便宜得多。黑的没有计价表，一般是上车讲价，价格随运程远近而定。有些价目是市场上俗成，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到皇岗口岸是10元，到附近几个村子也是10元，到罗湖口岸是20元，无论如何都比打的便宜。
我隐姓埋名住进海湾村，各项开支都很大，为了节省开支，每回出村办事，都打黑的。我打车的习惯是，尽量搭乘同一辆车。这样一来，我与王庆毅先生成了朋友。
王庆毅今年38岁，瘦精精的重庆人，原先曾吸过毒，很快就戒掉了。为了谋生，买下一辆川路牌农用车在家乡跑运输，每天拉泥土，拖砖头，只能勉强糊口。听乡里人说在深圳买个二手车跑出租很赚钱，就将农用车转卖掉，带着钱跑到深圳来谋生。
每次坐他的车，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扯出“二奶”与港客的话题。王庆毅是个喜欢“摆龙门阵”的人，往往就他的所见所闻作绘声绘色的描绘，竹筒倒豆子似的告诉我村中一些事情。
王庆毅说，比起90年代初，如今的“二奶”少多了。“二奶”最多的时候，是在1996年至1997年。那时，很多港人在村里过周末，每到星期一早上就往皇岗口岸跑，赶往港九上班。有再多的车都能拉到港客。现在香港经济不是很景气，货柜车司机赚钱越来越少，一月最多赚两万多元，假如有司机想赚5万元，那准得夹带货品走私。早些年，香港人在风月场所结识一些风尘女子，有的把她包下来当“二奶”。一些做过“鸡”的女孩子守不住自己的心，被人包后，由于独守空房，寂寞难当，常常跟老乡或是酒吧里的陌生人鬼混，或是再次出门去卖，惹得港人大怒。这些港人接受多次经验教训后，不再包从良的“鸡”。所以，现在被包的“二奶”中，以刚从家乡出来的工厂妹居多。港人认为她们干净，在金钱和物质方面相对容易满足。
第六部分第28节 众说纷纭（4）
自1994年秋天开始，村中的主干道上，开始停泊着专门接送香港人的摩托车。摩托车仔将村中的港人送到皇岗口岸或是别的地方，在皇岗口岸接来香港货柜车司机，送进村中。当时的摩托车仔有四五十个，各自为政，互不答理。
1998年之后，摩托车仔越来越多，生意也就越来越难做。
1999年，一两位精明的摩托车仔在赚了些钱后，偷偷地买来二手车开始接送港客。比起摩托车来，私家车安全、便捷，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很快，私家车的生意便火旺起来。那时，一天可以赚到好几百元钱。不久，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摩托车仔都鸟枪换炮，即便是借债，也一律换上了各款各样的私家小车。如今，村中专门跑运输的私家车总数在50辆左右。每月车辆在主干道上排队候客的地盘费用也上升到了500元。
最有意思的是，每天傍晚时分，这条停车的主干道上，竟然严禁停泊私家车。原因很简单，要让位给从香港或外地回村的香港货柜车。村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自每晚6时起，为照顾香港货柜车的停泊，私家车接送客人时，不准停泊在村中。因此，50辆私家车常常在保安不留意时，偷偷溜进来，接上一两位客人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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