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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里面，呼唤专一不肯纳妾的人也还是有的。往远里说，有北宋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王安石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说到司马光，就会想起赵丽蓉的“司马光，砸缸！”的念白。司马光想卖掉自己的坐骑，交代卖马的老兵说：“这匹马夏天以来患有肺病，如果有人来买，请先说明。”老兵笑他太愚拙。在当今，市场上就缺失他这种诚信。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在纳妾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他们官居要津，他们的夫人尽管内心打翻了五味瓶，还是笑吟吟地主动为他们纳妾，不料被他们打发出了门，让这两位夫人大喜过望，一时传为朝野与市井间的佳话。
往近里说，就说维新变法首领梁启超吧。
梁启超极力主张一夫一妻制，坚决反对纳妾。他在变法失败后出游美洲时，一位华侨姑娘对他产生了爱情，梁启超也很喜欢这位姑娘，但他以理智战胜了感情。他对姑娘说：“我和谭嗣同首倡不纳妾，我已有妻子，不能违背自己的主张和你结婚。”
王安石、司马光、梁启超等大男人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但在纳妾问题上却是一致的，都持反对态度，是一夫多妻制时代里眺望婚姻专一的新曙光。
破晓的曙光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挂在东方天幕上的。
中国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共和国的婚姻法共八章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及变相的一夫多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独立自主，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维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型婚姻制度。
第六部分第28节 众说纷纭（7）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在法律的层面上终结了漫长而丑恶的纳妾陋俗。随着《婚姻法》的实施，纳妾终于变成了远去的历史。
几十年之后，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西方《圣经》的《彼得后书》里，十二使徒之首的彼得说过这样的话，指责那些弃真道的假新知重新犯罪。他们曾经脱离了世上的一切污秽，可是，这些人退后了，又被污秽缠裹，重陷丑恶的泥坑。
所幸的是，泛起的沉渣没有拥塞现实的婚姻主流航道，复燃的几片死灰也成不了燎原之势。然而，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一旦无视甚至放纵纳妾现象，那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警惕啊，男人们女人们！
第七部分第29节 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1）
（一）
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草案》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说实话，当年，我正是基于对《婚姻法修正草案》的信任与期望，才决心入住一个“二奶”相对集中的村落，实施隐性采访。那时正是冬季，离2001年春节还有10天。村中休闲亭里摆放的年橘、大丽菊以及圣诞红开得正艳，不回家过年的“二奶”们在村中过着她们平静庸常的生活。我明白，假如不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和她们交往，假如没有和她们一样的“背景”，要想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从她们嘴里掏出真材实料，那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为便于接近她们，我杜撰了一个被人“抛弃”的故事，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自我放逐的两个月的“假期”是慷慨的，让我的“采访”变得从容不迫。我不仅在村中整日溜达，与一个个“二奶”厮混，还与一些利益相关者交朋友，如鞋匠、非法运营车司机以及水果铺老板娘、房东，幸运的是，我还在村中“二奶”们的引领下，走出村外，去探寻邻近村落“二奶”们的生存状态。
我对初次进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上午时分，我乘坐一辆出租车，车上有3床棉被和一张小小的电热毯，那是母亲替我预备的，她担心我独住怕冷。还有一大堆洗漱用品、台灯和书籍。我原以为出租车可以将我送进那套我租住的公寓楼下，没想到，进村的要道口有保安拦阻，向我们宣称：村中有个规矩，所有的出租车不能进村内，只能停在村中菜市场的门口。
我没有朋友没有熟人，一人拎着两大包东西，足足走了一两百米，累得头晕眼花。当我打开底层防盗门时，恰逢两三位年轻女仔迎面走下楼来，见到我这位新房客，她们对我友好地点头致意，和我打招呼。我的心霎时就愉悦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会成功的，我会和她们交朋友，了解她们的欢乐和伤痛的。
在“卧底”海湾村的日子里，我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是我新闻采访10多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做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虐式的悲剧的意味。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
（二）
入住之初，村中一位有些权力的人士对我十分担忧。他说，某些香港大婆会雇佣调查公司成员，偷偷入住村中调查“二奶”与老公的行踪。因此，村中的居民警觉性很高，对步进村里的外来人员都投以怀疑目光，要想配合记者采访简直是天方夜谭。
入住7天后，供职于计生部门的两位好友——王先生和吴女士偷偷地来村中探望我。我的每一次隐性采访都曾得到过他们无私的帮助。我献宝似的带领他们参观我的蜗居，窗台的资料和书籍，以及桌前作早餐用的半箱晨光牛奶，前房客留下的那两串风铃。王先生和吴女士就在我的公寓内聊天，我给他们讲我“企街”的经历和刚刚认识的“二奶”，大家兴奋过度快乐异常笑声不断。就在笑声的间隙中，我听见隔壁阿艳的房中有些响动，忽然明白过来，我的公寓是不隔音的。天哪！我赶紧拉着他们离开了城中村，到附近街道上一家咖啡厅小坐。
在咖啡厅里，吴女士想到我一个小有成就的记者，还像刚到深圳的外来妹那样，过着清贫的生活，一直身处危险的境地，感动得直落泪：你这是何苦呢？难道做新闻记者都要这样的吗？她哭了好久，我劝也劝不住。王先生在一旁闷闷不乐地抽烟，过了许久，他说了一句：“别的没什么，千万保重。”他们执意要送我一些家具用品，最终被我婉拒。
第七部分第29节 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2）
翌日，阿艳问起昨晚的事情。我搪塞说，老乡来玩，多有打扰。
我的另一位记者同仁，得知我入住此村的消息，怕我寂寞孤单，给我送来一部“爱华”牌收音机，令我十分感动。他们的鼓励增强了我坚持入住的勇气和信心。
我在与“二奶”们厮混的日子里，往往关闭手机。我害怕接外人电话时稍有闪失，可能
会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完全沟通，完全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真实身份。我和“二奶”们聊、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做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有的“二奶”开始猜测我的真实身份。
3月1日，我决定陪阿春去值晚班。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我没有到过那种通宵达旦的欢娱场所，不知水深水浅，心中多少有点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可以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便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我知道，他们关心和担忧的询问，一定会摧毁我沉下水的决心。
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和阿春等人开着一场别开生面的“二奶”故事会，藉以度过漫漫长夜。我母亲非常担心我，她整晚都没有睡着。父亲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时，父母亲开始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
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全然不知家人的担忧与不安。
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我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到香港去。”
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