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和丈夫在玉河源客栈提前订了房。10个小时的车程。旅行包里与采访机放在一起的有4页刘峒和片山自己写的文章。我和片山来自贵州，1998年搬入宋庄，转眼已有4个年头。我们的家不大，只有几间正房和一个小院，院里有两棵大槐树、3棵桃树，还有一棵木樨树，整个夏天都开满紫色的花，松软肥沃的泥土不论撒下什么种子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这种生活离土地很近，既单纯朴素，又充满诗意。要说我们的故事，那还得从10年前说起。1992年我19岁，正准备报考美术学院。有一天，陪爸爸逛街，走到贵阳大十字广场，有两个街头画肖像的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爸爸过去和他们聊起来，长头发的是从山东来的流浪画家颛孙；另一个眼睛细长，身着蜡染长衫的家伙就是片山。
谈话中得知，他们的画室离我家很近，爸爸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我们交流得很愉快。后来我就常带着画具去他们那儿画画。画室又大又杂乱，却颇有艺术气氛。很快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大多留着长发，衣着特别，思想激进。那时我除了一头长发还像个女孩，也总是一身的黑衣牛仔裤，脚套一双大军靴。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浪诗（浪漫地吟诗）、唱歌、讨论艺术，画室里整天震荡着崔健低沉沙哑的嗓音。直到现在，只要一听到老崔《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大画室的老朋友们。那段日子，片山成了我的异性知己，我们几乎无话不谈。1992年、1993年，我两次报考美术学院，皆因文化分未上线而落榜。所以我决定，1994年再考不上的话，就去做个自由画家。1993年，片山和颛孙结伴去流浪，我们暂时断了联系。
1994年开春，这家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见面，就兴奋地告诉我：“嗨，刘峒，我们哥们儿5个（后来这5人自称是五匹狼）今年准备上北京，去圆明园艺术村做自由画家，你和我们一块去吧，别再考什么试了。”一听这话，我有些动心，可想到父母的期望，我还是说：“今年再试一次吧，考不上的话，我去北京找你们。”那晚，我俩爬到附近的山上，月光如水，轻洒在林间，我们坐在潮湿的草丛里，相对无言。突然，他说：“你快看月亮。”一抬头，他就捧起我的脸，轻轻地吻了我。为筹集上京的路费，这帮家伙在街上摆开架势，朗诵自己的诗歌，诗稿卖两块钱一份，两个星期后，居然筹到1000多块钱。8月初，他们5个打点行装出发。在站台上，片山重重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就上车了，我的眼睛有些湿润，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
这年，我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在中榜的喜悦和朋友们离去的失落中，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美院的气氛松散自由，每天的生活就是画画、读书、坐茶馆、看录像，有时和男同学喝酒、聊天。我还交上了一个死党小应，我们之间亲密地互称小猪。不知何时，我陷进了一段感情纠葛，心知不会有结果，却不能自已，而可怜的小猪理所当然地成了我最忠实的听众。那些日子，我充满热情地画画、读书，接触和了解了许多现代艺术的思想动向，绘画让我充分地表达了内心的感受。空下来，也还常常惦记着那帮家乡的朋友。1995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教室画画，听见小猪说：“刘小猪，有人找你！”一抬眼，只见一个乱发披肩、皮肤黑黑的男子手提大包跨进教室，大声问候：“你好！刘峒。”仔细一看，竟然是片山！我激动地冲过去，在一片惊诧的目光中拉着他离开了教室。我把他安排在后山我租的画室里。小猪和我常上山去看他，听他讲北京艺术圈的事，他说话时幽默的语言和夸张的表情，常弄得我俩捧腹大笑，我们让他加入了小猪的行列，称他片小猪。
几天后，片山发现了我的感情秘密，他严肃地对我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只是迷恋和幻觉，你需要的是成熟的爱。”我很气恼，反驳道：“我的爱就很真实，你没有任何发言权。你觉得你成熟吗？既张扬又固执，谈到艺术，就好像自己是大师，别人都不懂，讨厌！”听了这话，他没再说什么。晚上，我们在街边吃火锅、喝啤酒。在送我回寝室的路上，下起雨来，片山一下抓住我，脸上表情怪怪的。雨越下越大，雨水一股股顺着我们的脸颊淌下，我们就这样执拗地盯着对方，不说一句话。片山在山上住了半个多月，搞了一批综合材料的作品。走那天，我和小猪把他送到杨家坪，他走后，我心里真有点空空的感觉。
1996年，片山又来了，准备把画托运回去。这次见面，我们逾越了朋友关系。但我告诉他，他是自由的，如果在北京碰到合适的姑娘，就别顾忌。那天送他上火车，在路上，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刘峒，我要用几种爱来爱你，朋友的爱、兄长的爱、情人的爱、父亲的爱，你看着吧。”这诚挚的话使我很感动。告别后，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在人群中渐远的背影，突然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我追上去，拽过他的脸，在他额头、眼睛、嘴巴上亲了一遍，也顾不上欣赏他那惊讶的表情，转身迅速地逃开了。后来，片山常常回味这一幕，他说，当时真佩服我的勇气，街上那么多人，我居然不管不顾。毕业回家待了一年，还是决定去北京。我尽力说服了父母，乘上了北上的列车。刚到北京时，我住在科技大学几个贵州老友租的地下室，呼了片山几次，可毫无音讯。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圆明园艺术村已经散了
一星期后，他才急冲冲地骑着一辆破车赶来，一见面，就垂头丧气地说：“你怎么来了都不给我打电话？要不是啸涛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我激动地说：“我一来就呼你了，你怎么不回电话？！”他一听，又高兴起来。解释半天，才搞清楚，原来呼机号码错了一个数。他说，圆明园艺术村已经散了，现在他住在朝阳区师家村，那一片有很多出租房，找房很容易。于是，我带上行李，跟他来到师家村。一进屋，除了满屋的画和一张看上去冷冰冰的大床，就什么也没了。当晚，我暂时住下。虽已入春，可北京的夜晚还是很冷，他拿出一件很大的西藏带来的黑色氆氇，铺在那床薄薄的被子上，然后我俩就缩进被子里躺了下来。沉默一会儿，片山一本正经地说：“刘峒，今晚无论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满足你。”我恶作剧地说：“真的？那就请你去外面站一夜，好吗？”他愣了一下，立刻翻身下床，穿上外衣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原以为他只是做个样子，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进来，开门一看，人影都没有。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他终于回来，一进屋，就把我紧紧抱住，热烈地亲吻，我又气又恼，狠狠斥责他的行为，可他就是笑而不答。
后来，才听朋友说起，那晚，片山是从师家村步行到酒仙桥他的家，对他大谈爱情，害得他一夜没睡成觉。这起戏剧性事件，使我们成了真正的恋人，我在简陋的家中住了下来。一段如胶似漆的日子后，我俩发现，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了。片山就背上一摞他的纸本小油画，接连几天到各家画廊去推销，可他的作品风格太抽象冷峻，没有一家看上。偶然，听朋友提到，三里屯酒吧街可以画肖像挣钱，我们眼前一亮，对呀，何不重操旧业呢。于是，每天天一黑，片山就用他的破单车带上我和两个画夹子，到酒吧街挣钱。我们的车子穿行在繁华的大街上，霓虹灯与人群影子一样在眼前闪过，我就靠在片山的后背上不停地唱歌。酒吧街的夜晚像个梦幻剧场，各色人等纷纷在此粉墨登场。街上永远飘浮着一种浓浓的香水加奶昔的味道。
我们游走在每个桌前询问：“先生，小姐，需要画像吗？”有时难免会碰上几个粗鲁的家伙。时间一长，我练就了一手能在昏暗的灯光下迅速画出客人的本领。收获还可以，运气好时，一晚上能挣几百元。我们每晚从8点待到凌晨1点来钟，深夜的大街上，已是人影寂寥，只有路灯发着蓝色的幽光，我们回家的必经之道上，有一段阴森森的林子，每次经过那儿，我就屏住了呼吸，把片山紧紧抱住。那段日子，甜蜜中透出一点凄美，真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1998年7月，爸爸妈妈专程到北京来看我们，见到我们的现状，很是担心。为了让我们不再为房租发愁，他们买下了宋庄的一个小院。就这样，我和片山搬到了宋庄的新家。宋庄有画家几百来号，来自全国各地，是个名副其实的画家村，大家你来我往的，关系都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画室，挂着不同风格的作品，小院里时常会有热闹的聚会。大伙日子虽然窘迫，但也有很多乐趣，比如结伴去潮白河游泳、烧烤，聚在一块喝酒、唱歌，组织一场足球赛，或是去参加各种艺术活动。艺术充实着生活，使我们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到宋庄的头两年，为了生活，也为了能让我安心画画，片山搁笔两年，到城里租了间便宜的小平房，仍旧去三里屯画肖像，每周回来两三次。每次他的归来，都会给这个家带来快乐。
在外面，他一定受过许多委屈，可从未听他抱怨过。这个家伙的确成熟了，虽然还是那么爱调侃，那么懒懒散散。我的作品也开始有了变化，画面出现了天空、土地、树木、河流、枯骨、裸女，我感觉，这才是我一直渴望去表达的东西：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与死，繁与衰。可我的情绪化有时会给创作造成一些障碍，这时，片山就会敏感地发现，然后鼓励我，让我重拾信心。当我画出一幅不错的作品出来，他竟然比我还兴奋，眉飞色舞地，像个孩子。除了画画、看书和唱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缝衣服了。兴趣一来，就把平时买来的各色麻的、棉的、丝质的面料摆出来，把它们缝成各式各样的衣裙。我夏�